这是“纵论一城三带”系列的第2篇文章，本来这篇文章应早几日发出，但赶上《北京市推进全国文化中心建设中长期规划(2019年-2035年)》的公布，所以写作计划上临时做了调整。

今天的话题讨论“世界文脉标志”，即上面的图。这个概念在《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5年）》中首次提出，在刚刚公布的《北京市推进全国文化中心建设中长期规划(2019年-2035年)》中再次得到强调，规划明确把“弘扬中华文明和引领时代潮流的世界文脉标志”作为北京文化发展的远景目标。这一目标的确立，并非偶然，而是有其历史的必然性。正如我们常说的，我们从历史中来，历史是我们今天再启程的原点。理解“世界文脉标志”，不能是凭空想象，它也绝非是空中楼阁，只有回溯北京千年在中国乃至世界版图上定位，才能发现其内涵。

回溯历史，要从华夏版图上的南北之争说起。（南北之争本公号《北京格局，在中华文明的东西之争和南北之争中形成——纵论“一城三带”（1） 》一文）南北之争塑造了北京的历史格局。但如果要试图理解北京何以能成为“世界文脉标志”的命题，则必须在南北对峙中古都北京的历史演义中寻找线索。可以说，在千年进程中，六都演义，为北京成为“世界文脉标志”奠定了文化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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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代（907年—1125年）是中国历史上由契丹族建立的王朝。辽有五京，分别是上京临潢府(位于今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左旗林东镇南)、东京辽阳府、西京大同府、中京大定府（今内蒙古自治区宁度城县西)，南京析津府(又称燕京，即今之北京)。其中，上京是首都，辽南都（北京）在五京中只是作为陪都存在。

其一，辽南都（北京）是辽作为游牧民族政权的一处行辕。辽作为契丹族创立的王朝，但却仍然沿袭这游牧民族的习俗，四时迁徙，即所谓的“四时捺钵”，夏纳凉、冬避寒、春钓鱼、秋射虎。因此，皇帝的居所并不固定，五京是五个皇帝的行辕所在。

其二，辽南都（北京）是辽威慑中原王朝的桥头堡。随着疆域的扩大，辽加强对属地控制。辽的五都，与中原王朝的首都略有不同，并不是一个固定的中央政权。辽的五京是随着其领土的扩大，辽为加强对扩大疆域控制的产物。938年，辽得燕云十六州，设南京。顾名思义，南京是辽最南部的一个京，其目的是延续汉地统治，震慑宋。辽南都与北部草原相比，经济发达，物产丰富，成为辽国物资的重要产地，这也就是辽国能兴盛200余年的原因。燕云十六州划入辽版图之后，使得辽成为一个囊括农耕区与游牧区的“二元”大帝国。

总体来说，辽南都（北京）对于辽朝来说，是辽威慑北宋的桥头堡。古语有云“失岭北则必祸燕云，丢燕云则必祸中原。”辽得燕云十六州，使得中原王朝北方无险可守，彻底暴露在北方游牧民族的铁蹄之下。这也就开启了辽与北宋围绕燕云十六州长达百年的战争。同时又因为其物产丰富，所以辽南都（北京）军事意义和经济意义十分显著。

辽朝尽管存在的时间仅有200年，但却是一个有世界影响力的帝国。辽朝地域广阔，跨中亚、蒙古，甚至连俄罗斯的部分地区都在其势力范围之内。“中国”在俄语里就是“китай”，如果直接音译过来就是“契丹”，可视为辽世界性的一种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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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朝（1115年-1234年）是由女真族建立的王朝。金朝共三个都城，分别是上京会宁府(今黑龙江抄阿城东南)，燕京（今北京西南）的金中都，以及南京（今河南开封）。公元1153年，完颜亮正式下诏迁都燕京，金中都在金版图上核心地位确立。

其一，金中都居疆域之中，在战略上利于控制华北。金中都的称谓，在金三个都城的区位分布，南北居中。金朝疆域南北狭长，南已至淮河一线。金中都一为控制华北，二可规避北方蒙古袭扰，三未远离北方，便于对北方控制，战略意义明显。尤其是金致力于吞并南宋，统一南北，以金中都为根基，有利于金最大程度上调集军事、物质等资源。

其二，金中都时金朝提出“中华一统”的概念。金朝疆域南北狭长，意味着金已深入到中原地区腹地，这一点与辽有很大不同。中原作为汉文化主导的区域，这就决定了金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汉文化的影响。金朝的统治者积极推进民族融合，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中华一统”的口号。金太祖说：“辽政不纲，人神共弃。今欲中外一统，故命汝率大军以行讨伐。”当然，此时“外”应该指辽朝,“中”无疑是指金朝。但是“中外一统”的国策到了完颜亮迁都北京后，得到了拓展和强化。完颜亮不认同孔子“夷狄虽有君，不如诸夏之王也”的说法，认为“我国家……据天下之正”，主张不分华夷、不分内外，均为国人，把自己看作中国。为了实现中外一统的理想，果断走出白山黑水，迁都燕京，入主中原。完颜亮有诗《题临安山水》：“万里车书尽混同，江南岂有别疆封。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吴山第一峰。”已经将天下视为一家。

金朝对汉文化高度认同，金朝熙宗时推进全面汉化，这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民族融合。虽然金是一个有雄心的王朝，但是周边强手太多，蒙古、西夏、南宋都是具备一定实力的王朝。由于金朝致力于灭南宋，将战略重点转移至南方，致使对北方的控制减弱，蒙古崛起。1215年，金中都为后来崛起的蒙古攻破，金朝迁都开封，最后灭亡。可以说，金朝都城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迁徙，证明尽管金中都时金达到鼎盛，但金并不是一个稳固的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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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1271年—1368年），是中国历史上首次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大一统王朝。1215年，成吉思汗的军队攻下金中都，遂设置燕京路大兴府，而后正式成为元朝首都，即元大都。《元史·巴图南传》记载，巴图南曾进谏曰：“幽燕之地，龙蟠虎踞，形势雄伟，南控江淮，北连朔漠。且天子必居中以受四方朝觐，大王果欲经营天下，驻跸之所非燕不可。”大都蒙语称为“汗八里”，也就是“大汗之城”的意思。当然，这只是元大都的字面含义，深层次来说，“大”还包括两层含义。

其一，元大都（北京）是统一王朝的首都。辽朝偏安北方，金朝也只统治中原，而元朝则是大一统王朝。元朝的疆域空前广阔，不仅包括今天的中国，还包括西伯利亚大部分(一说东边到白令海)、锡金、不丹、克什米尔东半部、缅甸北部、泰国北部、老挝、朝鲜东北部。领土面积超过2000万平方公里，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国家。因此，只有“大”都，才能与辽阔的疆域相配。《大可汗国记》称誉“契丹国人口殷众。都市大于巴黎、佛罗伦斯者，不一其数。”

其二，元大都（北京）的城市功能多。只有“大”才能容纳“多”。辽南都时，北京的军事和经济地位突出，而金中都则侧重战略意义，城市职能以政治为主。但元的大一统，为元大都的城市定位赋予了更多意义。除了无可厚非的政治中心之外，元大都还是经济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

元大都作为经济中心。由于元幅员辽阔，在元大都做生意的不但有我国境内南北的豪商巨贾，也有来自中亚和南亚的商人。元大都的经济繁荣在《马可波罗行记》中有体现，《马可波罗行记》说世界各国的商人在元大都这座巨大的城市贸易，华丽的宫殿金碧辉煌，处处是黄金。“外国巨价异物及百物之输入此城者，世界诸城无能与比。……百物输入之众，有如川流之不息。仅丝一项，每日入城者计有千车。用此丝制作不少金锦绸绢，及其他数种物品。……此汗八里城之周围，约有城市二百，位置远近不等。每城皆有商人来此买卖货物，盖此城为商业繁盛之城也。”此外，元还发行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成为商税的重要财源。

元大都作为文化中心。元大都文化繁荣，典型代表莫过于元杂剧。据考证，《录鬼簿》“前辈已死名公才人，有所编传奇行于世者”著录的作家共56人，其中籍贯为大都的有17人，包括关汉卿、庾天锡、马致远、王实甫、王仲文、杨显之、纪君祥等，还有许多籍贯虽不是大都的，如白朴，也长期生活在大都。作家聚集，带来创作、出版和演出的繁荣，元人夏庭芝的《青楼集》记录当时150位演员事迹，他们大都“名重京师”。当然，元杂剧不仅流行于民间，宫廷同样是元杂剧的消费群体。

如《元宫词》所描绘的：

其三，国际影响力在城市功能中开始凸显。总体来说，元大都作为统一王朝的首都，其在世界的文化影响力大大凸显，作为首都城市的国际开始具有世界影响力，是其他王朝所不显著的。元大都开始展示出作为国际交往中心的文化魅力。元疆域扩大，容许和鼓励各国商人在境内经商或经营国际贸易。元大都成为重要的国际交往中心。各个领域都有中外文化交流、交融的景观。据考证，元大都的政府机关、蒙、汉、西域各族的官吏,在译史的帮助下,操着本族语言,相互商谈。手工业各局里，许多西域能工巧匠制作各类手工艺品。建筑上，阿拉伯人也黑迭儿出自波斯建筑世家，负责监造元大都宫殿，如景山公园内的皇后卧室（皇后斡耳朵），尼婆罗（今尼泊尔）建筑师阿尼哥（Araniko）设计建造了藏传佛教艺术风格的大圣寿万安寺（今北京白塔寺）等。天文历法层面，元世祖邀请阿拉天文学家伯扎马鲁丁来华，撰《万年历》，并创制浑天仪等7种天文仪器。可以说，元大都是一个具有世界吸引力和魅力的文化大都市。

尽管元是一个统一的王朝，是一个疆域辽阔的大帝国，但其国运却仅延续了97年，远低于辽朝219年，金朝120年。这一方面在于元仅是四大汗国名义上的宗主国。元大统一的版图中，四大汗国(钦察汗国、窝阔台汗国、伊利汗国和察合台汗国)名义上服从蒙古大汗(元朝皇帝)宗主权，实际上各自为政。另一方面，元所谓的四等人制度，尽管元朝官方和法律从来没有规定或实施过四等人制或者类似制度，但现实中排斥非蒙古人之外的其它人才却是实实在在存在的。这在某种程度上导致域内各民族、各地区之间的矛盾加剧，社会动荡，给元朝的统治带来不利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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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1368年―1644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由汉族建立的王朝，初期建都南京，1421年迁都北京，以南京为陪都。某种程度上，明定都北京首先是处于政治的需要，即“朱棣篡位”，“靖难”之役，朱棣在南京杀人太多，而建文帝的支持者，多半是江南士族，因此，朱棣在南京称帝失去了政治基础，迁都北京成为朱棣的最佳选择。

其一，明帝都践行“天子戍边”的战略。明是个中原王朝，与我们之前强调的东西之争、南北之争中，中原王朝的命运相似，它无法忽视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胁，明亦是如此。明朝始终要防御北方游牧民族对中原王朝的威胁。建都在北京，便于就近制御。虽然此时，西北的少数民族如匈奴、回纥等都已式微，但是东北地区的契丹、女真、鞑靼都仍存在着骚扰中原的能力。由此，“天子戍边”的说法在明朝时的北京体现得尤为集中。

从整体来说，明朝在南北对峙中并不上风。1449年“土木堡之变”，明英宗被蒙古瓦刺所俘，三十万大军在土木堡一带惨败殆尽。1550年“庚戌之变”，鞑靼土默特部再次攻入北京。1644年，李自成和清军相继攻入北京，北京虽然始终承担着防御功能，但其功能并不牢固，其对中原王朝的统治也并不稳固。北京失陷后，明朝遗老相继在南京、福州、广州、肇庆等拥立明藩王相继成立明朝政权。

其二，明经营南洋，将影响力扩展至东南亚乃至整个印度洋地区。明朝虽然在西北方向的影响力较为逊色，但是在东南方向，明朝的扩张却是有目共睹。最典型的事件就是明成祖朱棣时“郑和七次下西洋”。下西洋的目的，众说纷纷，如去海外寻找建文帝，不管初衷如何，“郑和七次下西洋”以明鼎盛的国力为支撑，而且通过下西洋也达到了宣扬明朝国威(政治目的)和扩展海外贸易(经济目的)的效果。南亚,西亚甚至北非东非一些小国纷纷派遣使者,进入明朝的都城北京朝贡。可以说，通过下西洋，以明帝都（北京）为首都的明影响力波及至海外。

如果说元大都的文化影响力，主要以陆路影响为主，那么，明帝都的影响力已经开始扩展至海洋。如果说南北对峙的核心，是以农耕文明对游牧文明，在这个过程中，北京一直充当着两大文明交汇的前沿城市，那么，明下西洋，开启了大陆文明与海洋文明的交汇，而北京无疑是这两种文明交汇的主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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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1636年—1912年），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定都北京始于多尔衮从统一和管辖整个中国的总战略，既是自身出于弹压中原、雄霸九州的胸怀和眼光，也是出于退可出关的战略考虑。清朝时期，统一多民族国家得到巩固和发展，乾隆年间，中国作为统一的多民族世界大国的格局最终确定。清皇都（北京），旨在强调皇权在此时达到顶峰，也正因为此，高度集中的皇权，确保了清对疆域的控制。可以说，从清军入关至清灭亡，北京一直都是清的首都。与其他王朝相比，清是一个清皇都（北京）为绝对核心的中央大帝国。

其一，清皇都是清朝中央集权的核心。清朝时的北京，作为全国政治中心，聚集着清朝的核心政治机关。1677年，康熙帝设立南书房，成为由皇帝严密控制的一个核心机要机构。1729年，雍正帝为及时处理西北军报始设军机处，后逐渐成为直接对皇帝负责的核心权力机构。清朝的政治权力全部掌握在皇帝手中，成为清代中央集权制度的顶峰。直至1911年四月初十清廷宣布成立“责任内阁”，军机处废止。

其二，清皇都具有统摄华夏版图的政治辐射力。清朝极盛时期的总面积达1300万平方公里，初步奠定了现代中国版图的雏形。清朝版图向南达到曾母暗沙，向西囊括新疆、西藏，至葱岭巴尔喀什湖，北至蒙古唐努乌梁海地区，东北至外兴安岭、库页岛，东南至台湾、澎湖群岛。清朝成为中国第一个疆域跨“高原+草原中原+海疆”四大地形的帝国。与元辽阔的疆域不同，清朝对疆域有有效的管理，彻底解决了各少数民族割据或藩王割据的问题。如清朝初年，达赖五世亲自到北京朝贺、并受到顺治帝接见，后被册封的西藏佛教首领是，而且这一制度得以延续惠及后世，即西藏班禅和达赖，须得到中央政府的册封。

其三，清皇都汇聚着相互融合的各民族。中国历史上汉族建立的王朝，包括西汉、唐以及宋明等，无一例外地都饱受北部游牧民族的袭扰。匈奴与汉朝，突厥与唐，契丹与北宋，女真与南宋，蒙古与明等，各民族之间相互攻伐，征战不止。北方游牧民族的边境袭扰，始终是中原王朝的心腹大患。而清朝本身是少数民族政权，而且在汉化程度上远超辽、金、元等王朝，而且在手段上更加高明。清朝在西北、西南以及台湾地区都设立了专衙以加强民族地区管理，从而形成了大一统的民族共融局面。清皇都成为各民族聚集的城市。据考证，清代的北京官话，属于“汉语胡音”，包含了汉、满、蒙三种语词。

尽管清朝解决了历代王朝不能解决的北部防御、民族融合（平等）的问题，而且有万里海疆，但客观来说，清皇都的威慑力始终限于全国，对海外的统摄力相对较弱。如日本在满清入关后，认为中华已变成“夷狄”，开启向西方学习的明治维新。当然，某种程度上，这是由时代造成的，因为，此时世界开始联通，满清的封建专制已无法抵抗工业革命后西方的坚船利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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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作为首都，是我们伟大祖国的象征和形象，是全国各族人民向往的地方，是向全世界展示中国的首要窗口。在文章的最后部分，还是要回顾本文写作的初衷，即北京何以能成为“世界文脉标志”。“世界文脉标志”必须满足五大要素：①城市在文明的进程中清晰的发展脉络，②对所在国家有政治经济文化等层面的历史影响力和统摄力，③能体现所在国家的文明发展进程，④在历史上具有一定的世界影响力，⑤是当代重要的国际大都市。由这五大要素观之，能够满足这些条件的，或许只有北京。

其一，共和国首都北京，发展脉络清晰，在千年文明演进中有清晰的历史。清晰的历史脉络是城市发展的根基。北京3000年的建城史，860年的建都史，昭示着北京是一个古老的城市。历数北京名称的更迭，并非是简单的回顾历史，而是旨在说明，辽南都（五京）---→金中都（三京）---→元大都---→明帝都---→清皇都，这一更迭和历史演进中，北京作为首都城市的定位是一步步得到强化，从一个区域中心，逐渐拓展为全国中心，并最终影响至当代世界。

其二，共和国首都北京，功能聚合辐射，是区域或全国的中心城市。在历代王朝的演进中，辽南都（五京）---→金中都（三京）---→元大都---→明帝都---→清皇都，在不同层面发挥着对国家统摄作用。辽南都（五京）、金中都（三京）、明帝都总体上属于区域性证券，北京作为震慑中原王朝的南方桥头堡和控制中原地区的作用明显。但元大都、清皇都对整个过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统摄力和影响力就已经明显增强。作为共和国首都的北京，国家政治中心、文化中心、科技创新中心和国际交往中心，其功能辐射程度和对资源的聚合能力都远远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时代。

其三，共和国首都北京，沿袭千年文明，是中华文化的优秀代表。华夏民族的融合，是中国千年历史的主线。在南北对峙与融合的历史长河中，北京作为国家中心，融合着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始终处在两大文明交汇融合的前沿。辽南都（五京）---→金中都（三京）---→元大都---→明帝都---→清皇都，名称更迭不仅仅是城市或王朝兴衰更替，背后凸显的各民族文化融合进程的不断深入。在民族的大融合中，北京保留下来的历史遗存，是民族智慧在城市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场景中的显现，中轴线、胡同、故宫、胡同等无不是民族融合的产物。共和国时代的首都，更是民族大团结的象征，当然随着时代的发展，这种民族越来越多地体现出国家性。此外，在功能功能的演进中，“一城三带”是文明融合、民族融合在城市功能场景层面最为集中的体现。

其四，共和国首都北京，影响追溯千年，是世界文明的代表。世界四大文明古国，唯有中华文明延续至今。在千年的传承中，中华文明已传播至华夏版图之外。“中国”在俄语里就是“китай”，如果直接音译过来就是“契丹”。元大都国际交往中心的文化魅力，影响力辐射至西亚、中亚和欧洲。明帝都时代，“郑和七下西洋”更是将影响力传播至印度洋和非洲。满清晚期虽然中国备受西方列强欺凌，在与西方工业文明的冲撞中，整个国家开始融入世界。因此，北京在历史上是具有一定世界影响的城市，其所代表的中华文明在世界格局中具有一席之地。

其五，共和国首都北京，创新创意发展，是当代重要的国际大都市。当下的北京在传承古都千年历史的基础上，创新创意发展，很多领域都处在世界前列。北京拥有《财富》世界500强总部企业数量连续6年位居全球城市首位，跨国公司总部达179家，四成以上是世界500强企业。2018年，中非合作论坛通过《关于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的北京宣言》和《中非合作论坛－北京行动计划（2019－2021年）》，彰显出北京在世界城市格局中，有着极为重要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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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世界文脉标志”是一个立足中国放眼世界的概念。因此，要求未来城市的定位功能随之发生改变。城市的定位总会随着中国乃至世界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而发生变化。当前，世界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人为割裂国与国的关联，不符合世界的发展趋势，世界已成为一个命运共同体。当前，对新冠肺炎的世界防控就是典型的案例。因此，“世界文脉标志”是对未来北京融入世界城市提出的必然性要求。

其二，“世界文脉标志”是一个奠基于华夏五千年文明融合的概念。北京的发展以五千文明为基础，辽南都（五京）---→金中都（三京）---→元大都---→明帝都---→清皇都，名称更迭不仅仅体现出千年王朝的兴衰与对峙，在城市职能演变的背后，更凸显各民族文化的不断融合，以及文明的创新与融汇的过程。“世界文脉标志”的提出，标志着在新世界格局中，北京应进一步扩大与世界各民族的交流与融合。

其三，“世界文脉标志”是一个不断生长发展的概念。总体来说，“世界文脉标志”的内涵和外延还很模糊，但一点是明确的，即中华文明在千年的发展中是在继承中发展创新的。尽管在南北对峙、王朝更迭、近代抵御外族入侵中，文明的进程也曾受阻，但中华文明在世界古国里是唯一一个得到延续和没有中断的文明。也正是没有中断，代表中华文明的古都北京，具有世界文明体系演进中身份的唯一性，它达到了一个高度，是成为“世界文脉标志”最为有力的支撑。

因此，“世界文脉标志”既守望着古都北京过往的千年，又展望着下一个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