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作为首都，在中国版图上的中心地位，是在中华文明的南北之争中形成的，这对于认识和解读北京的文脉至关重要。历史上南北之争或南北对峙，经常出现在史学研究者或文化研究者的著述或随笔之中，但鲜有论者从文脉的角度，探析南北之争对北京的意义。整体而言，北京现在形成的文脉“一城三带”，是在历史的格局塑造的。

《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5年）》，第一从政府文件的角度明确了“三条文化带”的概念，即大运河文化带、长城文化带、西山永定河文化带。可以说，从2017年9月《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5年）》的批复并实施开始，北京进入“一城三带”为空间与人文内核的全国文化中心建设新时代。

说到南北之争，不能不提中国版图上的东西之争。东西之争始于生活在西北姬水的黄帝，对生活在黄河流域下游炎帝和蚩尤部族的统一。而后在王朝的更迭，纷争与统一的拉锯战中，形成了西安——洛阳——开封为核心城市的黄河东西轴线，这个轴线尤其以西安——洛阳为核心。

或许是历史的巧合，凡是广域王权定都洛阳的，无一不最终走向分裂，而新王朝统一后又无一不定都西安。东周定都洛阳，分裂为战国，秦汉统一后定都西安；东汉定都洛阳，分裂为三国两晋南北朝；隋统一后先定都西安，后迁都洛阳；唐代隋后先定都西安，后迁都洛阳，而后出现五代十国；最后北宋统一，定都开封。

简述王朝更迭的目的，旨在说明以下三个问题。

其一，中原王朝的威胁来自北方/西北游牧民族。羌人协助周人灭商；犬戎之乱后周东迁洛阳，成为周由盛向衰的转折；秦蒙恬北击匈奴、修长城；汉匈百年战争；西晋时期的五胡乱华；唐灭西突厥之战、唐与吐蕃的战争；五代十国时期契丹、女真、蒙古、党项、鲜卑等割据一方。北方的游牧民族始终对中原王朝虎视眈眈。

其二，一统华夏后广域王权的都城承担守边的职能。中原王朝的威胁既然来自北方，那么，都城靠近北方才能最大限度地进行防御。秦汉隋唐定都咸阳和长安，两地均距北方游牧民族非常之近。尽管明朝时有“天子守国门”或“天子戍边”的说法，但从上述王朝首都的更迭来看“天子守国门”自古使然。这一点似乎在汉定都时，就对首都城市的这一职能做出判定。

秦长城示意图

 其三，东西轴线之争时，北京是边缘的“苦寒之地”，未在华夏的版图中充当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或许历史的轴线定格在了西安——洛阳——开封一线的黄河流域，而北京自然远离这一中心。春秋战国时，燕国属“苦寒之地”。南北朝时的幽州也是偏远地带。魏晋时候陶渊明《拟古·其八》更是道尽古幽州的苍凉。

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

谁言行游近？张掖至幽州。

饥食首阳薇，渴饮易水流。

不见相知人，惟见古时丘。

路边两高坟，伯牙与庄周。

此士难再得，吾行欲何求！

南北对峙是中国历史另一个突出的现象，大致从宋开始。当然，在看到现象的背后，我们必须思考现象背后的原因，即什么导致了东西向南北的乾坤大挪移。

一般我们总是将其归结为经济中心南移。唐朝“安史之乱”前，经济重心还是一直在黄河流域的华北平原，北方经济总的来说在整体上仍占一定优势。安史之乱后，经济重心才开始南移，从五代起，南方经济才开始逐渐超过北方。与此同时，中国在气候上开始进入温暖期，1972年，竺可桢在《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认为，隋唐是中国的第三个温暖期，持续400多年。恰恰在这一时期，东北变暖，东北的少数民族逐步发展起来，相继建立辽、金、蒙古等政权。金灭辽和北宋，南宋和元联合灭金，元又灭宋，明灭宋，清又灭明，形成了一个北京——杭州——南京为核心城市的大运河南北轴线。

在围绕这个轴线的历史更迭中，中原王朝的危险始终来自北方的事实并没有改变。北京从从辽南都，金中都，元大都，到明清皇城，几个王朝相继定都北京，绝非历史的偶然。在南北之争的历史格局，北京——杭州——南京轴线在王朝更迭中若隐若现。正是在这种大的历史格局下，决定了北京特有文脉的形成。

一方面，定都北京有利于对北方的防御和对中原地区的控制。金元清都是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定都北京是由于它们的大本营都在北方，一旦定都于富庶的南方，发生动乱，就是会面临四面受敌，没有回撤的余地。自938年石敬瑭向契丹割让燕云十六州后，北京一带已有约430年不在汉族政权的控制之下；而靖康之难后，整个华北地区也已经有近250年由少数民族统治。因此，加强对北方游牧民族的控制是中原王朝的头等大事，这一点在明从南京迁都北京这一事件中体现得最为明显。明从朱元璋开始就征讨蒙古，后修筑长城，迁都北京，朱棣在长城脚下修建陵墓，无一不是强化北京本身具有的防御功能，所谓“天子守边”由此而来。因此，长城就成为“天子守边”的一种隐喻和象征，成为北京文脉的重要体现。

另一方面，定都北京需要增强江南经济对首都的支撑。经济重心的南移，决定了一旦定都北京后，需要江南经济对北京的支撑，而这也构成了北京另一条文脉形成的历史原因——大运河。元修大运河，解决了南粮北调的运输问题，粮食从南方直达北京。明朝对元朝大运河进行了扩建，而为使运河免受黄河泛滥的影响和避开360里的黄河航程，明朝先后修筑新的运河航线。清代继续加强运河漕运的管理，但由于咸丰五年（1855）黄河决口铜瓦厢，由张秋入大清河，运河航线受阻，漕运日渐没落。从这个历史演进中，不难看出自元代之后出长达600多年的时间里，运河作为供血动脉，为首都提供着丰富的给养。

由是观之，在历史上北京作为皇城，其文脉的两大支撑：长城和运河，都是围绕着皇城的运行存在并发挥着各自功能。长城是首都城市发挥防御功能的重要体现，首都城市的这种功能不仅是南北之争造成的，也延续着东西之争首都城市发挥卫戍功能的基因。运河连接北京与江南富庶之地，成为京都物资运输的大动脉、生命线。而西山永定河是北京城市的起源。

所以，“一城三带”有着深厚的历史基础，它决定着北京的格局。但是，城市文脉不仅仅是静静矗立在哪里的历史遗产，而是可以利用的文化资产，能够为当代发展提供必要的文化支撑，是一种具有生命和活力的存在，仍是值得当代关注和重视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