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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城市,武汉历史文脉的当代定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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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也称“江城”,地处江汉平原,是我国中部地区最大最繁华的都市。早在六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就已经有先民在这里繁衍生息。2020年初,因新冠肺炎疫情,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役中,武汉人民用爱守护这座城市,顽强不屈,保家卫国。集体抗疫,凝聚了武汉人民的家国情怀。武汉是座英雄的城市,湖北人民、武汉人民是英雄的人民,历史上从来没有被艰难险阻压垮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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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来,武汉就是一个不缺英雄的城市。英雄作为武汉的历史文脉,大致经历了两个大发展的时期:形成期和表达期。从六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到春秋战国时期,是荆楚文化的形成期,也是武汉的地域性格和英雄文化的形成期,这一时期奠定了历史上早期武汉英雄文脉的城市底色。战国末期至今,是武汉英雄文脉得以传播发展的表达期。这一时期根据武汉英雄文脉在历史上所扮演角色的递进,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分别是武昌起义前的地方角色时期、武昌起义到抗疫前期的全国角色时期、抗疫至今及未来机遇的全球角色时期。武汉英雄在这三个阶段里,从角色形成、角色表达到角色传承发展,分别彰显了武汉英雄文脉不同时期的地位和影响力。

一、形成期:新石器时代-春秋战国时期

武汉是楚文化的发祥地,被称为“荆”、“荆楚”。从新石器时代到春秋战国时期,是历史上的一段大分裂和大动荡的时期,也是以楚文化为底色的英雄主义和英雄文脉的形成期。楚文化是中国文化中一个非常特殊的类型,它不仅包括地域、国家的概念,也包括民族、文化的内涵。经过当时的历史和地理等因素的塑造和影响,楚文化形成了武汉英雄文脉中开拓进取、兼容并蓄、爱国忠君、浪漫主义等特征。

(一)开拓进取的楚文化

殷商时期,楚人的祖先被商朝人驱逐出自己的故乡。他们从中原被迫南迁至荆山“蛮夷之地”,以华夏文化为正统的中原人把楚人叫做“楚蛮”、“蛮夷”,他们处于明显弱势和被歧视的低姿态。楚国建立以后,楚人依旧生存维艰,处于草莽中,在兼并和混战中求生存。这一时期诸侯群雄纷争,各国混战不休,战乱四起,社会处于变革和动荡不安中。据《左传》记载,各诸侯间“强凌弱,众暴寡”,“灭弱吞小”蔚然成风。在300余年的时间内,有160多个弱小的国家被吞并。就是在这样的生存环境下,楚人的开拓进取精神被激发出来,他们开疆拓土,奋发征战,向北问鼎周室,向南占据半壁河山,成为战国时期疆域最广的国家。《晋书》记载“冒以筚路蓝缕,用张楚国”,开拓进取形成了楚文化兴起的原动力,渗透到后来被称为“九头鸟”精神的武汉人民的血液中。

英雄专栏——鬻拳

春秋时期,楚官鬻拳在辅佐楚文王过程中有过两次胁君强谏。第一次,他以兵器威胁楚王不可烹杀蔡侯,随即自削一脚服罪;第二次,他主管郢都城门,因闭门不纳打了败仗回国的楚文王,再削一足,然后引剑自刎。传统的政治观念要求大臣维护君主专制就是忠诚,但鬻拳却为了国家的长远利益,为了忠君而胁君,以忠义赤诚,敢于犯言直谏留名青史。

(二)兼收并蓄的楚文化

南北征战时期,楚文化与中原文化间互相碰撞融合,楚人兼收并蓄,不断形成自己的鲜明特色。随着楚国力量不断发展壮大,他们挥师北上,与秦、晋等大国争霸中原,先后灭掉陈、蔡等中原小国,在争霸战争中,楚人进一步吸取北方诸夏的传统,反过来又大面积向南方扩大华夏文化的影响,融合蛮、夷、巴、百越诸族的文化精华。因此,楚文化保存着许多华夏文化的基因。

英雄专栏——伯牙子期

春秋战国时期,楚国汉阳人钟子期在伯牙弹琴时,能从琴声中听出伯牙志在高山、志在流水的意境和心志,很快两人从素昧平生成为生死不渝的知音。及知钟子期亡故,悲痛之中伯牙弹起高山流水之曲,以悼亡灵,并摔琴谢知音,从此不再鼓琴。

(三)爱国忠君的楚文化

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楚人长期在穷乡僻壤中求发展,形成他们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楚人缅怀先祖,常常把先祖的始兴之地封为精神圣地,在不断迁移过程中以现任旧居地名来称呼新地,如楚国起源的荆山,随着楚人南迁也随之南移。这种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令楚人有一股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不仅如此,他们具有强烈的民本意识,关心民众疾苦。所以楚国历史上才有同仇敌忾、奋勇抗敌的场面,才有楚国的兴盛和强大。“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作为爱国主义的代表,屈原在楚文化的形成中扮演了一个代表性的角色。

(四)浪漫主义的楚文化

据史料记载,战国时期,其他各国都没有产生诗人,楚国则出现了屈原、宋玉、唐勒、景差等。这说明了英雄人物的出现,往往凝结着楚文化形成过程中积淀下来的理想追求,表达出超越个人层次的心理力量,是特定的历史阶级基础和经济基础等因素相互的结果。屈原的出现,成为这个大时代凸显楚文化的标志性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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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名平,是楚之同姓。早年受楚怀王信任,任左徒、三闾大夫,兼管内政外交大事。吴起之后主张变法,提倡“美政”,主张对内举贤任能,修明法度,对外力主联齐抗秦。因遭贵族排挤毁谤,被先后流放至汉北和沅湘流域。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攻破楚都郢(今湖北江陵),屈原悲愤交加,怀石自沉于汨罗江,以身殉国。屈原的一生,是政治生命与文学生命相统一的一生。他以政治家身份登上历史舞台,而以诗人身份名垂青史。政治生涯的挫折,令他成为不朽的诗人。政治处境、生活境遇、心态变化是他艺术生命的基础。屈原认真观察、品味和分析,从楚国社会的总体高度把握楚国的命运脉搏,揭示楚国社会的本质。他笔下的艺术形象尽管有时候光怪陆离,但仍然是逼真的,和现实主义的真实在本质上是一致的,是楚文化的产物。

兵荒马乱的年代,楚国人的理想和追求都被战乱打碎了。流离失所、战火纷飞,隐忍而压抑、不安却期待,他们心中需要一个诗意而坚定的地方来寄托安宁。屈原出现了,“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他把楚人骨子里自由奔放、遨游天地的浪漫主义特性唤醒,

他创立了楚辞,发出了天问,用抽象而淳朴的笔触揭露社会黑暗,他的作品深深地浸润了楚文化的特征。他开辟了另一方楚人的世界,那里人神相通、万物有灵,精神自由而奔放,心灵可随时驰骋天地,在那里他可以施展 抱负,施行美政。他的个人独创唱出了当时疾苦百姓的集体理想,为他们带来痛苦现实中的心灵慰藉。

二、表达期:从秦统一到集体抗疫与未来发展

秦统一后的楚国虽然退出了历史舞台,但楚文化并没有因此而消亡,而是以武汉为核心,成为当时唯一能与黄河流域中原文化并驾齐驱的区域性文化。此后楚文化不断发展,进入以历史角色划分英雄文脉表达期的三个阶段:秦统一到武昌起义前期是英雄文脉表达的第一阶段。在这一阶段中,武汉渺小的生产力所形成的地域环境令武汉在地域文化板块中扮演着地方角色;武昌起义到集体抗疫前的第二阶段,武汉逐渐以主角的身份登上历史舞台,武汉英雄成为中华文明的决定性力量角色;2020年抗疫以及未来发展是英雄文脉表达的第三阶段,抗疫让武汉成为全球瞩目的城市,这一阶段是武汉英雄文脉得以传承传播和发展的机遇期,武汉要代表中国,在世界的竞争格局中鲲鹏展翅、扶摇万里。

(一)地方角色:秦统一到武昌起义前期

春秋战国以后,武汉一直是中国南方的军事和商业重镇。从秦统一六国到武昌起义推翻清朝帝制,武汉逐渐成为统一的大城市,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一直以来,武汉都是武昌、汉阳两地的合称,被称为“双城”。朝代更替,战争、工商业发展的催化不断加快武汉城市化的脚步,农民起义多次在此卷起巨澜,革命的火种在此地深深扎根,出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这些英雄人物或长袖善舞,或征战沙场,从军事、政治、文化、经济等多方面影响了中国历史进程。这一时期,武汉在军事上、政治上、文化上的地位获得空前的提升,武汉作为中华文明版图中的一片地域板块,虽然还不够耀眼,却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国家的发展格局。

1.林则徐武汉禁烟:虎门销烟前的序曲

道光十七年(1837年)初,林则徐被清廷任命为湖广总督。当时武汉三镇位于英国发动的鸦片战争的大背景下,鸦片走私猖獗;烟毒泛滥成灾,林则徐“言之切齿,思之寒心”。1838年,林则徐雷厉风行地在以武汉为中心的湖广地区全力推行各项禁烟禁毒措施。武汉及长沙等地相继开设禁烟局,并派得力官员收缴烟具及烟土、烟膏。汉阳成为禁烟禁毒的先进地区。

武汉禁烟运动奏响了林则徐虎门销烟的序曲。当时,民众对禁烟的支持主要集中在鸦片重灾区广东、江苏、湖广等地,支持形式有焚烧鸦片船、捣毁烟馆、缉拿烟贩、包围外国商馆、宣传戒烟等;到了虎门销烟的时候,人们的支持覆盖到广大民众,遍及海内外、知识界、开明士绅等,围观者甚众,呼声振天,支持形式还包括写文章、办报纸、建立全国禁烟联合会等等,形成了强大的禁烟高潮。“睁眼看世界”的林则徐在武汉的禁烟之举,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认真地彻底地群众性禁毒运动,武汉成为禁烟的起点,也成为了中国最早醒来的城市。而虎门燃起销烟烈火,则掀开了近代中国反对外国侵略的斗争画卷。 

2.张之洞湖北新政:种下革命的火种

清王朝时期,统治阶级为了谋求封建国家的富强而进行改革,也就是发展洋务运动。武汉成为清末洋务运动的重要据点,中国早期工业化的发祥地。其中张之洞领导的湖北新政就是洋务运动的继承与发展,它让武汉迈出了城市化的最初步伐,为后来的武昌起义种下革命的火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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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9年,张之洞来武汉履职湖广总督,担任洋务派首领,大力扶持民族工业,先后开办了铁厂,兵工厂,煤矿,织布局等工业企业,还建造了芦汉铁路,使武汉近代工业从无到有,由弱到强。20世纪初,武汉的近代工业已经达到“驾乎津门,直追沪上”。工业化带动城市化发展,随之第一二三产业迅速发展。张之洞对内发展传统商业,改良农业,对外开展国际贸易。武汉三镇城市人口大量增加,从1853年的20万人,增加到1911年的80多万人。此外,汉口趁机脱颖而出,“夙超天津、广东,今直位于中国要港之二,将进而摩上海之垒,使视察者艳称之为东洋芝加哥”。

此外,张之洞提倡“教育救国”,他在湖北大兴教育,涵盖普通教育、军事教育、实业教育、师范教育等,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指导思想,改书院、兴学堂、倡游学,为武汉建立了近代教育体制。从1893年开始,张之洞仿照近代西方国家的教育规程,在武汉创办了20所左右中等以上的学堂,学习内容也是中西兼顾。张之洞用18年的心血,推动近代先进知识分子向西方学习,让湖北地区迅速形成一批庞大的新式知识分子群,他们成为后来湖北地区革命政治力量中的骨干,为武昌起义做了大量的工作,发挥了先锋和桥梁的作用。

英雄专栏

1.孙刘联军破赤壁,以弱胜强

东汉末年,孙权、刘备联军在长江赤壁(今湖北省赤壁市西北)一带大破曹操大军。孙刘联军最后以火攻大破曹军,曹操北回,孙、刘各自夺去荆州的一部分,奠定了三国鼎立的基础。这是中国历史上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著名战役之一,是三国时期"三大战役"中最为著名的一场。

2.木兰代父从军,征战沙场

南北朝时期,花木兰巾帼不让须眉,,代父从军征战沙场。到最后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击败入侵民族而流传千古,被唐代皇帝追封为“孝烈将军”。

3.鄂王岳飞“汉阳游,骑黄鹤”

南宋时期,岳飞挥师北伐,二十年如一日的抗击金人。在宋金议和中,岳飞遭秦桧等人诬陷,捕入狱。因“莫须有”的“谋反”罪名,与长子岳云和部将张宪同被杀害。岳飞曾任鄂王(武昌),留下了“何日请缨提锐旅,一鞭直渡清河洛。却归来,再续汉阳游、骑黄鹤”的千古名句。岳飞始终以北伐恢复河山为自身命运,“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掳掠”的岳飞精忠报国的故事传唱千年。

4.陈连升英勇奋战,保家卫国

清朝爱国将领陈连升是湖北鹤峰县人,出身行伍,是久历川楚戍行之老将,爱国将领。1839年被林则徐选调,指挥官兵连续六次打退了英军的袭击和反扑,后调守沙角炮台。1840年6月,亲率战船五艘,围歼进犯的英军;次年1月,英军向大角、沙角炮台发起袭击,陈连升指挥守军同数倍于己的侵略军力战,在后援无望,敌军迫近的危急关头仍率部激战,拼杀而死。其坐骑被掳至香港,不食而死,被誉“节马”。

 (二)全国角色:武昌起义到抗疫前夕

武汉是武昌、汉阳、汉口的合称,历来被成为“武汉三镇”,武汉三镇名副其实地合三为一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武昌起义的前夕,中国还处于封建社会晚期的兴衰更替之时。中国的各种社会矛盾不断激化,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持续不断,革命党人不断发动武装起义。清廷为扑灭四川的人民起义,派出大臣端方率领部分湖北新军入川镇压,致使清军在湖北防御力量减弱,革命党人决定在武昌发动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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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10月10日晚,新军工程第八营的革命党人打响了武昌起义的第一枪,夺取位于中和门附近的楚望台军械所,吴兆麟被推举为临时总指挥。缴获步枪数万支,炮数十门,子弹数十万发,为起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起义军掌控武汉三镇后,湖北军政府成立,黎元洪被推举为都督,改国号为中华民国,并号召各省民众起义响应。

武昌起义的出现绝非偶然,是历史的必然。武汉是列强入侵较早的城市,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封建统治的残酷剥削,社会矛盾日益深化,百姓无法喘息。反压迫、反侵略、反斗争成为人民的强烈愿望。洋务运动的兴起促进了知识阶层的壮大,民族意识崛起,人民对民主强烈呼唤,武昌起义成为大势所趋,是历史所向。

先进的革命党人回应了大众的呼声,烧旺了武昌起义的火苗,各地革命党人在极短时间内纷纷举行起义响应武汉光复,革命形势风起云涌。武昌起义胜利后的短短两个月内,湖南、广东等十五个省纷纷宣布脱离清政府宣布独立。

武昌起义对武汉、对国家都具有划时代意义。武昌起义是辛亥革命的开端,武汉作为中国最早迎接民主共和曙光的城市,也因此被誉为“首义之区”。在起义中,“武汉一呼,四方响应”,革命党人在武昌起义作的这篇大文章,让武汉成为中华民国的发祥地。起义胜利后,武汉百废待兴,1912年,孙中山将武汉列入国家振兴的绘制蓝图,在《建国方略》中提出“为武汉将来立计划,必须定一规模,略如纽约、伦敦之大”,为武汉城市发展进行了国家层面的总体规划。

武昌起义的胜利,逐步使清朝走向灭亡,延续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轰然倒塌,中国走向现代化,迈向民主自由,建立起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这是亚洲和中国走向民主共和的开端,在中国历史中具有里程碑意义。武昌起义引领革命,开启共和,是20世纪的中国所发生的第一次历史性巨变。武昌起义警醒了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他们成为最早受到马克思主义等西方思潮影响的一批先进人物,这些革命英雄用他们的文韬武略,探索救国救民的新道路,在中华文明发展进程中作为一支决定性力量,走上了历史舞台。

英雄专栏

1.第一批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代表

五四运动前后,各种社会思潮纷纷涌入中国,呈现出百家竞起、异说争鸣的生动局面,社会主义成了公认的、最流行的一种新思潮。武汉在其影响下,诞生了最早的先进知识分子如董必武、李汉俊、陈潭秋、挥代英、包慧僧、林育南、刘仁静等。这群知识分子探索新的救国之道、改造社会的呼声在进步知识界中日益高涨。

董必武办学。董必武、张国恩等抱着“革命宗旨”的同仁反复研究,认为办报纸、办学校是“最能唤醒群众,接近群众的最有效的方法”,也最能发挥知识分子的优势和特长。办报的路没有走通,就专注于办私立武汉中学。董必武、刘觉民、陈潭秋等为了减少学校经费开支,都主动不支薪。为了引导学生学习革命思想,董必武通过恽代英主办的利群书社,设法为学生购买了《共产党宣言》、《新青年》、《湘江评论》、《武汉星期评论》等书刊;指导学生办起《武汉中学周刊》,介绍新思想,发表反帝、反封建、推动教育改革的文章。董必武采取各种方式进行马克思主义启蒙教育,亲自为学生出题目写文章,修改文稿,使学生得以在学业、思想上并进。这所学校成了培育新型革命人才的场所,实际上也是武汉共产党人的摇篮之一。

恽代英办互助社。早期深受互助论的影响,恽代英抱着救国的真诚愿望和理想积极开展活动。1917年10月8日,他团结一部分进步青年倡导成立了“互助社”,这是五四运动前在武汉地区出现最早、影响较大的进步社团。

2.武汉走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前列

武汉一个城市同时出现殊途同归的两个共产主义组织,在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1920年,先进知识分子刘伯垂、董必武等人成立武汉共产党早起组织,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发祥地之一;1921年,挥代英、林育南等人没有与共产国际和上海共产党早起组织取得联系的情况下,成立了共存社。

武汉最早开展工人运动,是先进知识分子与工人阶级结合最为密切的城市之一。

1923年2月1日:平汉铁路罢工,武汉铁路工人油盐不进死磕到底。党员林祥谦、施洋均遭杀害。“二七”大罢工是中国工人运动第一次高潮的顶峰;1938年保卫大武汉,对整个抗战乃至整个中华民族的抗战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三)全球角色:抗疫与未来

每一个英雄的个体推动着武汉乃至整个国家的前进,每一个武汉人民因许许多多的大英雄而团结在一起,在他们的引领下,他们散发光芒,也变成英雄。每当遇到艰难险阻,他们从历史的英雄中汲取力量,从英雄的文化基因中获得战胜困难的勇气和智慧。武汉人民始终以积极进取的态度战胜困难,迈出向世界挺进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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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专栏——1998年武汉人民抗洪救灾

1998年夏,我国江南、华南大部分地区及北方局部地区普降大暴雨到特大暴雨。长江干流及鄱阳湖、洞庭湖水系,珠江、闽江和嫩江、松花江等江河相继发生了有史以来的特大洪水。武汉人民众志成城,奋起抗洪,用钢铁般的意志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维护了长江流域人民的长治久安,也为国家经济建设做出重大贡献。

2020年初,武汉出现不明原因的肺炎,由于当时并未确定为新冠肺炎并且具有传染性,武汉成为疫情重灾区。为抗击疫情,武汉人民用自己的命保卫全国的担当,及时输出武汉经验,令武汉成为世界抗击疫情的榜样。如今即便疫情严峻,即便困难重重,武汉人也没有被吓到、没有被压垮。他们的关系超越血缘,通过顽强地斗争,换取共同的胜利;他们为了广大百姓的利益,通过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团结在一起;他们为使命漂泊,不顾艰难险阻,只为保家卫国。在这场全球抗疫的特殊时刻,这座英雄的城市,因为这群英雄的人民而走进人类抗击疫情的历史记忆。

英雄文化生生不息,它不会随着时代的结束而消亡,而是以全新的面貌出现在新的时代。从个体的英雄到群体英雄,英雄逐渐体现出平民化的趋势。武汉人民作为一个英雄形象的整体,他们有着武汉文化土壤中形成的共同的、本质的和特有的内涵。在这次抗疫中,不仅涌现了无数的武汉英雄,也涌现出许许多多的中国英雄。它开启了国家“一省包一市”的援助首例,凝聚中华磅礴之力量,集中力量集体抗疫。

武汉英雄文脉在春秋战国时期形成,在武昌起义时期彰显,在集体抗疫中充分表达。武汉在举世关注的目光中成为英雄的样本,更是鲜活命运共同体的生动案例。武汉人民英雄的集体抗疫让这座城市的英雄文脉彻底实现当代定格,取得了举国共识。世界因此而认识一群风雨同舟的武汉人民,重新注目一个命运与共的大中国。武汉未来的历史也将由新时代的这些群众英雄们继续传承。蓄势已久的武汉,将把握机遇,以“英雄城市”的文脉名片,驰骋世界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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