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在明清时又称顺天府，顾名思义，北京是一个“顺从天意”的城市。“一城三带”是北京城市文化的核心，也构成了北京城市文化的整体架构。那么，在中华文明的整体格局下，“一城三带”究竟是如何“顺从天意”，“一城三带”究竟有何文化寓意就成为一件值得探讨的事。

在行文讨论之前，首先要确定的是“一城三带”不是“一城+三带”，即不是“1+3”的关系，而始终是一个“1”。换句话说，无论在历史还是当代“一城三带”都不是4件事，而是一个整体。

北京是一座有着3000多年建城史、860多年建都史的千年古都，一座保有古都风貌的现代化大城市。“一城”尽管在这里特指62.5平方公里的老城区或皇城，但是作为都城的北京又不仅仅限于此。在六都演义的过程中，定都北京，彰显出北京统摄天下的战略功能。

《元史·巴图鲁》中记载巴图鲁向忽必烈荐定都北京的缘由：“幽燕之地，龙蟠虎踞，形势雄伟，南控江淮，北连朔漠。且天子必居中以受四方朝觐，大王果欲经营天下，驻跸之所，非燕不可。”

《明实录·太宗实录》记载群臣上疏：“伏惟北京，圣上龙兴之地，北枕居庸，西峙太行，东连山海，俯视中原，沃野千里，山川形势，足以控制四夷，制天下，成帝王万世之都也。”

万历年间修撰的《顺天府志》卷一云：“燕环沧海以为池，拥太行以为险，枕居庸而居中以制外，襟河济而举重以驭轻，东西贡道来万国之朝宗，西北诸关壮九边之雉堞，万年强御，百世治安。” 

清代孙承泽在记述明代北京城市历史及政府机构的都邑志《天府广记》中记载：“左环沧海，右拥太行，南襟河济，北枕居庸……真定以北至于永平，关口不下百十，而居庸、紫荆、山海、喜峰、古北、黄花镇险厄龙著。会通漕运之利，天津又通海运，诚万古帝王之都。”

从这些撰述中，不难发现，在战略上可以凭借居庸关、山海关北控漠北，虎视江淮，具有统摄天下的战略功能。而在历代王朝的经略北京城的过程中，又通过修凿大运河，加强北京城对地方的集权和统治。

除战略之外，北京作为政治文化中心，高度的中央集权和文化活力，使得北京城吸引和聚集着全国各地的人。2017年北京大学和北京市测绘设计研究院联合编制、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亲自带队研究的《北京历史地图集》统计，各代各地在京会馆及附产达一千多处，彰显出北京在全国的向心力。

北京境内的长城全长520.77公里，大多属于北齐长城和明长城遗存。一般看来，长城在其功能上，总将其视作拱卫都城重要军事防御系统。但是在文化意义上，或者站在中华文明以及六都演进的角度，再审视长城，固守长城的军事防御功能就会有失偏颇。

北方游牧民族始终对中原王朝产生威胁，长城的确发挥好过军事防御的功能。然而，从938年设立辽南都以来的1000多年的历史进程中，长城只在明朝（1368―1644年）276年的时间里发挥过军事防御功能。辽、金、元、清四个王朝入主中原，长城的防御作用都没有得到完全体现。尤其是明朝1449年“土木堡之变”，明英宗被蒙古瓦刺所俘，三十万大军在土木堡一带惨败殆尽；1550年“庚戌之变”，鞑靼土默特部再次攻入北京，劫掠长城沿线；1644年，李自成和清军相继攻入北京等事件表明，长城虽旨在防御，但并未真正发挥好防御作用。所以，自清朝以来不再修长城。康熙甚至称“宁修庙宇，不修长城”，甚至将《孟子》里的“固国不以山溪之险”用来昭告天下。

《清圣祖实录》卷一五一记载：康熙三十年，清朝与噶尔丹之战，长城多处受损，时任北古口总兵蔡元上奏，希望朝廷调拨民工和经费来加固长城，康熙在经过深思熟虑之后，下旨曰：

“秦筑长城以来，汉、唐、宋亦常修理，其时岂无边患？明末我太祖统大兵，长驱直入，诸路瓦解，皆莫敢当。可见守国之道，惟在修德安民……今欲修之，兴工劳役，岂能无害百姓。”

当然，对康熙不修长城的解读存在这样一种认识，长城是汉族中原政权防御关外民族的工具，而现在已然是满族入主，那么长城还能防谁呢？清重臣张廷玉有诗云：

南来北往走西东，人生杳杳在其中，天也来空地也空，换了多少主人公；

夜静听得三更鼓，翻身不觉五更钟，从头仔细思量起，便是南柯一梦中；

一场辛苦一场空，死后还归泥土中，身归泥土气随风，一片顽皮化臭胧；

在身置得万倾田，死后只得三步地，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

万里长城万里空，百世英雄百世梦，沉舟侧畔轻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可以说，自清朝以来，对长城所能起到的防御功能甚微的认识，已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共识。而且，单纯强调长城的军事防御功能，也不利于推进民族融合。也就是说，仅仅从长城具有的军事防御功能来认识长城文化带，是太渺小了。

站在中华文明演进的层面，又应如何认识长城文化带所包涵的意蕴呢？

在我的另外两篇文章《北京格局，在中华文明的东西之争和南北之争中形成（1）》、《六都演义，北京何以成为“世界文脉标志”——纵论一城三带（2）》，始终强调南北之争，强调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的拉锯，始终在南北之争的视野中审视北京的城市格局，争只是表象，而实质是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的融合。北京这座城市始终处在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冲撞与融合的前沿，某种程度上，讲不好两大文明的冲撞，就无法真正理解北京，就无法理解中华文明。

以往我们总是站在中华正统狭隘的民族观立场上，过于强调中华文明的农耕文明，而忽略掉北方游牧民族、东北渔猎民族和高原农牧民族所创造的文明。如东北地区的渔猎文化最早可以追溯至新石器时代（辽宁小孤山遗址）的昂昂溪文化（距今约5000-6000年）。所以，从中华文明演进的视野中，从满天星斗到广域王权的王朝更迭中，长城作为一种空间存在，其实是农耕与游牧文明的文化分界线。而从最近1000年的历史来看，四个少数民族相继统摄中原，长城的防御功能近乎废止，所以，某种程度上，长城成为均衡牧耕的文化地标，即在广域王权的朝代，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止争斗促融合的文化标志。

大运河北京段全长82公里，横跨昌平、海淀、西城、东城、朝阳、通州六区，是古代中国连接南北方的大动脉。对大运河文化带的认识，我们以往强调它是北京重要的物资资源的保障体系之一，承载着北京的城市发展的资源供给，注重运河对北京的供给功能。

不可否认，供养北京确实是运河的功能之一，但如果仅仅限于此，则忽略了运河在国家战略中的作用。以往总是嘲笑隋炀帝开凿运河是因为“贪恋广陵美景”，如此，就是真的太可笑了。因此，强调运河对北京的供给、供养，是远远不够的。换句话说，没有了大运河，北京的衣食住行就没有着落了？所以，开凿的大运河，或者理解大运河绝不能从供养北京这个层面理解。

开凿大运河的真正目的，是统筹南北。这种统筹不仅体现在政治层面，也包涵经济层面。

政治层面，是为了加强对南方的控制，因为近千年以来，广域王权定都北京，能加强对北部草原和中原地区的双重控制，这就决定了北京对南方的控制力相对较弱。（隋朝开凿运河的目的之一就是加强对南方的控制和东都洛阳与南方的联系）元朝开通贯通南北的大运河，在政治上也是巩固政权的需要。元明清政治中心在北方，运河贯穿河南、河北、江苏、浙江等省，连接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和钱塘江五大水系，加强了南北联系，维护了国家统一。元是通过大运河控制南方地区，而明修大运河则是控制北方地区。明朝一直面临来自北方的威胁，先有瓦剌、后有俺答先后进犯，加强北部防线需要南方物质的支撑，而漕运在当时是效率最高、代价最少的运输方式。

经济层面，南方是全国的经济中心，元明清开通大运河，江南海运漕粮直达直沽（今天津），再由白河至通州，最后经过通惠河运到北京。尽管明清以来，北京运河的终点多有变化，但大运河对统筹南北经济的作用始终显著。1853年太平天国攻下南京，占领江南地区时，封锁了大运河上的交通运输，切断了贯通南北的水路交通，清政府财政税收立刻陷入紧缺状态。

客观来讲，大运河文化带统筹南北的政治、经济能力均不容小觑。同时，大运河的开凿及修建，展示出元明清三个王朝军事动员能力和物流能力，大运河的通航促进了沿岸地区城市和工商业发展。历朝对运河不断疏浚、改造，使它持续发挥着统筹南北动脉的作用.

在三个文化带中，长城均衡游牧，大运河统筹南北，其承载体都是北京城，而西山永定河文化带则是北京城的源头。都说永定河是北京的母亲河，因为北京小平原是永定河的冲积平原。永定河上游分南北两大支流，北支为洋河，发源于内蒙兴和县，南支为桑干河，发源于山西省宁武县，两大支流在河北怀来朱官屯汇合后称永定河。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永定河，就没有北京城。当然，从永定河的发源来讲，永定河凝结着游牧和农耕奔流而下的势能，因此北京城注定有游牧和农耕文明交融的基因。

但说永定河，不能不提大西山。大西山属于太行山山脉，古称“太行山之首”北至昌平关沟，南抵拒马河谷，西与河北交界。300万年前，永定河从上游冲刷裹挟而来的泥沙，东出大西山的百里山峡后，地势放缓，才冲积出了现在的北京小平原。由此，大西山与永定河为北京城的形成提供了地理条件。

在文化意义上，说西山永定河是北京城亘贯古今的源头，不仅仅是指二者塑造了北京城，是城市的“地理之源”，更指生活在远古北京地区周口店的北京人、泥河湾人、东湖林人，都是在永定河的滋养下孕育出的古人类聚落，是北京城的“生命之源”。

如果，“地理之源”“生命之源”尚属“古”，那么“人民共和国是从香山走来”则属“今”。1949年3月25日，中共中央正式驻地香山。党中央从西柏坡启程前，毛泽东和周恩来有一段对话，这就是著名的“进京赶考论”。在香山的181天里，筹建新国家和新政府的大政方针、为建立新中国奠定理论和政策基础的《论人民民主专政》，均诞生于此，因此，香山是“共和国制度之始”，在开启中国历史发展新纪元的过程中，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总之，没有哪一座城市能随随便便成功。在最近千年的历史中，北京御极华夏，最终在西安、洛阳、南京等城市的竞争中胜出，凭借的不是运气，而是应时应势的产物。北京应天时，顺应华夏文明东西之争向南北之争的乾坤挪移；北京应地利，北枕居庸，西峙太行，东连山海，俯视中原，天下莫与之争；北京应人和，北京处于游牧和农耕两大文明交融的前沿，且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在民族融合中，北京又成为民族大团结的象征。

可以说，“一城三带”造就了北京，北京也成就了“一城三带”。因此，在新时代“做好首都文化这篇大文章”的伟大进程中，如何做好“1+3=1”的时代命题，发挥好“一城三带”的时代价值，是值得关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