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商帮：中国近代最大的商帮，中国传统“十大商帮”之一。为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推动了中国工商业的近代化。如第一家近代意义的中资银行(中国通商银行)，第一家中资轮船航运公司，第一家中资机器厂等等，都是宁波商人所创办。宁波商帮对清末上海的崛起和二战后香港的繁荣都做出了贡献。宁波商人遍布世界各地，其中不乏世界级的工商巨子。1916年孙中山先生曾对宁波商帮作过高度评价：“凡吾国各埠，莫不有甬人事业，即欧洲各国，亦多甬商足迹，其影响与能力之大，固可首屈一指者也。”

宁波商帮称雄上海金融业

1.宁波人积极参与了上海钱庄的创办与发展。

近现代上海经济的发展和繁荣，其中宁波商帮作出了重要的贡献。特别是宁波的钱庄业，在上海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清咸丰十一年(1862年)太平天国起义军攻克宁波，钱业公所被毁，钱庄、商铺多有停业。在此期间，宁波的大批富商携大量资本避居上海租界，宁波人积极参与了上海钱庄的创办与发展。

在上海著名的9家钱业资本家家族集团中，宁波人就占了5家，即镇海方家(方家堂)、镇海李家(李也亭)、慈溪董家(董棣林)、镇海叶家(叶澄衷)、鄞县秦家(秦君安)，其余为湖州许家(许春荣)、苏州程家(程衡斋)、铜庭山严家(严怀瑾)等。至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上海南北市钱庄共82家，其中宁波籍22家，占26.8%。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一段时期中，宁波人开设的钱庄兑放给上海商埠的贷款，每年高达5000万两白银之巨。

据统计，1941年宁波商帮在上海开设的钱庄有14家，其中由宁波人担任要职者不计其数，如叶澄衷、严信厚、朱葆三、刘鸿生等皆家喻户晓之辈。这些由宁波商帮开设的钱庄与银行，都有相当雄厚的实力，尤其是钱庄，具有无限公司性质，信用较银行更为卓著，所以宁波商帮在上海金融界中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

2.宁波商帮经营的钱庄业率先向近代化转型。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被迫开放，宁波商帮以其敏锐的洞察力和雄厚的经济实力，主动以“领头羊”之雄姿率先向近代化转型。宁波商帮经营的钱庄、银号、典当等旧式金融业，逐渐向银行、信托投资、保险、证券等近代金融业转化。在近代银行业中，宁波商帮长期控制着中国第一家华资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另创办有四明商业储蓄银行、中国垦业银行等近代著名银行。

宁波商帮从钱庄业到金融业的蜕变

1. 宁波商帮实现金融业蜕变的实践

银行是近代资本主义工业发展的必然产物，是经营货币资本、充当债权人和债务人中介的最重要现代金融机构。与山西票号相比，宁波商帮的实业家对银行职能的理解更为深刻，而且迅速付诸于行动，以积极、能动、进取的姿态，投资近代银行，创办新型事业。由此可窥见，宁波商帮之所以能在晋商和徽商之后迅速崛起并经久不衰的根源。

1897年5月，中国通商银行的创设是国人自办银行之嚆矢。宁波商帮人士叶澄衷、严信厚、朱葆三均为闻名上海的钱业巨子，掌握着该行的实权。

四明银行是一家完全由宁波商人投资的股份制商业银行，被视为宁波商帮的金融根据地。四明银行因发展迅速、信誉良好而成为上海最重要的14家银行之一。

中国垦业银行是宁波帮创办和经营的又一家著名银行，由慈溪商人童今吾发起成立。孙衡甫曾一度出任该行董事长。1929年，秦润卿、王伯元接手后，采取稳步发展的经营方针，成为上海银行业中的佼佼者。

宁波商帮还利用原有的钱庄基础、熟悉的金融业务及各种人事关系向各银行实行渗透。当时较有实力的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南三行(浙江兴业银行、浙江实业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等高层管理权力都掌握在宁波籍人士手中。与此同时，一些宁波籍商人投资的分业银行及特殊银行也相继出现。如刘鸿生发起组织的上海煤业银行、秦润卿等创办的上海棉业银行等就具有鲜明的行业性质;奉化人邬挺生等组织的中华劝工银行、鄞县人项松茂等创设的宁波实业银行则属于农工银行类型;而余姚人黄楚九设立的日夜银行自上午9时至晚上11时营业，在时间上颇有特色;鄞县人严淑和与张寿镛参与创办管理的上海女子商业储蓄银行在组织上颇具特色，属于特殊银行类型。宁波商帮通过投资新式银行，加上钱庄业的近代化变革，金融势力大增。至20世纪二三十年代，国内著名银行的总行有80%以上设在上海，宁波商帮参与投资、创办、管理的几乎涉及上海所有的重要银行。

除银行外，宁波商人在证券、保险、交易所、信托公司等当时新兴的金融行业中更是独占鳌头。1920年，虞洽卿、盛丕华等创办上海第一家华人自办的交易所——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1921年中国第一家信托公司中易信托公司成立，朱葆三担任董事长，俞佐庭等人亦任要职。保险业中，宋汉章出任中国保险公司董事长近20年，堪称保险业的元老。据有关资料统计，从上海开埠至1937年，宁波商帮在沪先后开设或出任经理的重要的钱庄、银行、保险公司、交易所就有105家。即使在抗战时期上海沦陷后的1941年，宁波人在上海经营的钱庄仍有11家，银行17家，证券14家，保险5家。

2.宁波商帮促进近代中国金融体系的形成与发展

在中国金融告别传统走向近代的制度变迁过程中，宁波商帮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促进了近代中国金融体系的形成与发展。首先，宁波商帮不仅大规模投资于近代金融业，而且还广泛引进西方先进的现代金融管理理念与经验，使得社会储蓄转化为职能资本的现代信用制度得以正式确立，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中国金融业的近代化。其次，宁波商帮推动中国近代华资银行兴起，将钱庄与外国银行、钱庄与中外贸易、钱庄与近代资本主义企业联在一起，从而促使钱庄资本向近代金融资本转化，奠定了近代乃至现代中国金融体系的基础。第三，宁波商帮在中国金融业近代化进程中无疑是一匹“黑马”，无论是外商银行在上海的崛起，还是华资银行的诞生与发展，都在其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第四，宁波商帮积极参与近代上海保险公司、证券交易所的建立，从而进一步完善了上海的金融市场。第五，宁波商帮投身中国近代银行事业，造就了第一批深谙现代银行业务的银行家和金融英才，正是这批英才推动了中国近现代金融业的快速发展。

宁波商帮在中国近代传统金融业向现代金融制度转型历史进程中的作用

宁波商帮在中国近代钱庄、票号、典当等传统金融业向现代金融制度转型的历史进程中居于特殊地位。尤其是辛亥革命以后，主动地实现了“两个转化”：即传统商业资本向现代产业资本的转化和旧式钱庄制度向现代银行制度的转化。这两个根本性的转化，也是宁波商帮得以后来居上、能够兴盛发展的主要根源。

宁波人与中国近代银行业

据1934年浙江兴业银行调查报告中说：“全国商业资本以上海居首位，上海商业资本以银行居首位，银行资本以宁波人居首位。”由此可知，宁波人与旧时银行界的关系多么密切。例如：1、蒋介石政权统治时，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业银行四联总处的主席是宁波奉化人蒋介石(中正)。2、最早在外商华俄道胜银行及荷兰银行任总经理的虞洽卿，是宁波人。3、先后担任上海银行公会会长的盛竹书、秦润卿是宁波人。4、早在清季开办的四家银行中，如中国通商银行行长傅筱庵，交通银行合营后的总经理胡孟嘉，董事张咏霓、王儒堂(正廷)，四明银行总经理孙衡甫、俞佐庭、梁文臣和浙江兴业银行经理盛竹书等，都是宁波人。民国后所开设的银行，有宁波人参加的就更多了。5、据1934年统计，上海的银行资本为24，210万元，与宁波人有关的银行资本为19，680万元，占80%以上。

民国建立后，停止了外币钞券在国内的流通，各地爱国商人和宁波旅沪财团，乃先后举办商业银行，光是在上海一市就有50余家。其中属甬藉人士开办或参加的，有中国通商银行、四明银行、中国垦业银行、中国国货银行、中华银行、中华劝工银行、浙江地方银行、江西裕民银行、惇(dūn)叙商业储蓄银行、惠中银行、恒利银行、上海煤业银行、统原商业储蓄银行、建华银行、上海女子商业储蓄银行、大来商业储蓄银行、中汇银行、辛泰银行、宁波实业银行共19家。由此可见，上海商业和外贸的繁荣与宁波旅沪银行财团的发展有密切的关系。

近代宁波商帮创办银行的特点：

第一，主要创办人和主要投资者当时的身份不是官僚而是实业家、商人与钱庄老板等;开办资本中少有或完全没有各级政府投入的官股。

第二，银行的主要资本来源，一是商业或钱庄业的积累;二是产业资本。如：浙江兴业银行的资金主要来自浙江铁路公司;四明银行的资金主要来自宁波籍的商业资本家与钱庄业资本家。

第三，都注重对工商企业的放款，支持和推动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

第四，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银行经营有成效，发展比较明显。

第五、这些银行有进步和公益的倾向，都曾以一定数额的资金襄助过革命，尤其是四明银行和信成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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