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04月26日22:22山西

来源：YRB文化和旅游研究院微信公众号

本文从民族、文明、精神文化三个层面论述黄河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其一，在史前至先秦时期的部族时代，黄河流域是华夏、东夷、西戎部族生存繁衍的地区。秦汉魏晋时期，中国的主体民族——汉族，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形成，这里成为汉族的中心区。黄河流域是民族融合的大熔炉，在中华民族形成、发展的进程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其二，黄河流域有百万年人类史、一万年文化史和五千多年文明史。早在距今一二百万年前就有原始人类在黄河流域生存繁衍，距今一万年前出现了旱作农耕文明，距今五千多年前社会出现文明迹象。约公元前4300年，黄河中下游地区邦国林立，步入文明社会。约公元前3800年，黄河流域诞生广域王权国家。夏、商、西周三代创造了辉煌的青铜文明与礼乐文明。其三，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精神文明的发祥地和传统思想学术发展的核心区，黄河文化中蕴含的理念和智慧是中华民族的灵魂。

黄河是中国的第二大河。它在中国历史上被尊为“四渎(黄河、长江、淮河、济水)之宗”“百水之首”,一直享有至高的地位。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也是中华民族的象征。2019年9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郑州主持召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指出：“在我国5000多年文明史上，黄河流域有3000多年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孕育了河湟文化、河洛文化、关中文化、齐鲁文化等，分布有郑州、西安、洛阳、开封等古都，诞生了‘四大发明’和《诗经》、《老子》、《史记》等经典著作。”“黄河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这是对黄河文化最新、最准确的论断。笔者不揣浅陋，对此予以简要阐释。

中华文明主要仰赖于黄河与长江的恩惠。长江下游的良渚文明被视为中国具有五千多年文明史的实证。但从中华文明诞生伊始到唐宋时期，黄河流域一直是中国政治、文化的中心和经济的重心。在五千多年的中华文明史中，北宋以前的中央王朝都奠都于黄河中下游地区，在此呈现其鼎盛与辉煌。在这一地区遭受北方少数民族进攻时，广袤的长江流域则为其后方。中原汉族政权播迁江南，使封建文化得以延续。而入主中原的诸少数民族政权，大多仰慕并接受中原先进文化，逐渐被融合与同化。总之，黄河、长江这两条大河的滋养与回护是中华文明于数千年间延绵发展、从未中断的原因之一。

黄河流域是中华文明的主要发祥地。黄河流域以发达的农耕文明为主体，在其北部和西北部则存在着草原游牧文明。黄河文明在中华文明史中起着独特而无可替代的作用，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仰韶文化在黄河流域的广泛分布，堪称统一的中国文化形成的初始阶段。夏、商、周三代是中华文明早期发展乃至定型的重要时代，而其政权中心无不在黄河中下游地区。秦汉唐宋诸代，中国统一王朝的都城多在黄河中游地区。“靖康之乱过后，即便经济文化重心已经彻底转移至长江流域，都城的位置也由原本的沿黄河——渭河河谷的东西轴线移动变更为远离黄河流域的南北轴线移动，但黄河流域作为中华民族文化发祥地、中原正统的地位并未动摇。”

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基于其区系类型的理论体系将中国远古文化分为六大板块，并做出诸地域文化如同“满天星斗”的形象描述。严文明又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发展进一步阐释为以中原文化区为核心的“重瓣花朵”模式，中原文化区是花心，围绕花心的甘青、燕辽、山东、长江中游和江浙文化区，是为第一层花瓣，再向外是第二层。到了考古学上的龙山时代，各地域文明中的先进因素逐渐向中原地区汇聚，直至广域王权国家出现，中原文化一枝独秀，形成了“月朗星稀”的新局面。

黄河可分为上游、中游、下游三段。就区域文化而言，黄河上游地区可分为“河湟(今青海、甘肃)”“河套(今宁夏、内蒙古)”两个文化区，中游地区可分为“河汾(三晋，今山西)”“河渭(三秦，今陕西)”“河洛(狭义中原、中州，今河南)”三个文化区，下游地区可分为“河济河汶(海岱、齐鲁，今山东)”“河朔(燕赵，漳滏、滹沱河流域，今河北、天津及北京)两个文化区。

中国各区域文化都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不可或缺。但由于各区域文化在中华文化发展中的作用不同，也不可等量齐观。中国古代文明是多元的，但它又是以黄河、长江流域为基地、以中原为核心的。河洛地区为中原的核心区。著名史学家司马迁说：“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故嵩高为中岳。”又说：“昔唐人都河东，殷人都河内，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建国各数百千岁。”西晋左思也说：“崤函有帝皇之宅，河洛为王者之里。”而黄河下游的海岱地区，在史前至先秦都有独立的文化系统，且对中国历史文化产生过重要影响。因此，就黄流域文化而论，最重要的无疑是中游地区的中原文化和下游地区的海岱文化。

一、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和象征

黄河哺育了亿万华夏儿女，孕育了光辉灿烂的黄河文明。2020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夏考察时说：“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是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赖以生存发展的宝贵资源。”

“中华民族”这一概念出现于近代，是从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中翻译出来的，原意是“中国的民族”或“中华诸民族”。中国的民族共同体已有数千年的历史，其发展路向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大体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1.部族阶段

大概在传说中的炎黄时期，考古学文化的仰韶文化中后期，黄河流域在部落联盟的基础上形成了部族。“华族”起源于黄河流域的今山西、陕西、河南三省交界地区。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指出：“仰韶文化的庙底沟类型可能就是形成华族核心的人们的遗存；庙底沟类型的主要特征之一的花卉图案彩陶可能就是华族得名的由来，华山则是可能由于华族最初所居之地而得名。”炎、黄部族由关中向东扩张，进入华北平原，此时以海岱地区为中心的东夷部族向西发展。两部族发生冲突，黄帝战胜炎帝与蚩尤，成为中原地区最大的部族首领。其后的颛顼、帝喾、尧、舜时代，华族与东夷等部族继续争斗、融合而形成尧、舜、禹部族的联盟，奠都河东。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当为帝尧所都。但在海岱地区仍然存在着太昊、少昊为首的东夷部族。后来，活动在嵩山周围的夏部族首领大禹成为华夏部族的首领，华夏部族开始形成。

黄河中下游一些部族的南迁，促进了长江流域的民族融合。原居于黄河中下游地区的蚩尤部族被黄帝战败，南迁长江中游，与当地土著融合，发展成苗蛮部族。原居中原地区的“祝融八姓”中的芈姓族群，从中原南迁长江中游，与当地土著融合，形成荆楚部族，并建立楚国，前后延续800年。

虞夏之际华夏族团中的皋陶、伯益都是东夷人。夏、商、周三代，华夏部族与东夷部族长期斗争、融合。夏代太康失国，东夷有穷氏首领后羿曾“因夏民以代夏政”。商代，东夷人时叛时服，商纣王因伐东夷导致国力衰竭而亡国。西周初，东夷人参与纣子武庚的叛乱，为周公东征平定。及姜太公封齐，东夷人曾“与之争营丘”。周族势力东进海岱，实现了华夏部族与东夷部族的融合。华夏部族融合四裔，使得华夏族最终形成。春秋时期进入中原的东夷、西戎、南蛮、北狄，于战国时期逐渐融入华夏族。

2.汉族形成阶段

秦汉时期，统一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先后奠都黄河中游的咸阳、长安和洛阳，华夏、东夷及荆楚等部族组成了6000万人的民族，“汉”人由“他称”(外族对其称谓)逐渐变为“自称”。汉民族至迟在魏晋时期已经形成，并成为中华民族的主体。黄河中下游地区成为汉民族的中心区，周边地区则存在诸多民族。

3.多民族融合与汉族壮大阶段

魏晋至明清时期的中国，汉族与周边诸多民族共存。汉民族陆续与进入黄河中下游地区的中国北方民族融合，像滚雪球一样不断壮大。两晋南北朝时期进入中原的匈奴、鲜卑、羯、氐、羌逐渐汉化和封建化，至隋唐时期完全融入汉族。宋金元时期进入黄河中下游的契丹、女真诸族，至明清时期也基本融入汉族。

4.中华民族形成阶段

近现代是现代民族形成的阶段。自辛亥革命以降，中国出现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的提法。孙中山主张民族平等，明确指出：“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实行民族平等、民族团结的政策。1954年9月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各民族一律平等。……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于是，中国境内的56个民族共同构成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大家庭。

综上所述，史前至先秦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是华夏、东夷及西戎部族活动的地区。秦汉魏晋时期，汉民族在这里形成。此后，汉族不断融合周边各族，成为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同各族融合的混合体。汉族是全世界人口最多的民族，也是中华民族的主要部分。在中华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中，中国境内的其他兄弟民族，对中国文化的创造都或多或少有其不朽贡献，但中华文明的主要创造者是汉族。而黄河中下游地区是华夏、东夷部族的发祥地，也是汉族的中心区，在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黄河也是中华民族的象征。1936年，毛泽东率领红军西渡黄河时，曾说：“你们可以藐视一切，但不能藐视黄河。藐视黄河，就是藐视我们这个民族……”1938年冬至1939年春，诗人光未然在黄河壶口瀑布写诗，讴歌中华儿女不屈不挠、保卫祖国的必胜信念。音乐家洗星海为之谱曲，创作《黄河大合唱》,“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成为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最强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九曲黄河，奔腾向前，以百折不挠的磅礴气势塑造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民族品格，是中华民族坚定文化自信的重要根基。”

总之，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的摇篮，也是民族融合的熔炉。史前及先秦时期，华夏、东夷、西戎部族在黄河流域生存、繁衍、融合。秦汉魏晋时期，汉族在这里形成，此后入主中原的其他诸民族多与汉族融合。至近代，中国境内的56个民族构成了中华民族大家庭。

二、黄河文明是中华民族的根基和源头

”参天之木，必有其根；怀山之水，必有其源。”黄河文明就是中华民族的根基和源头。

中国历来有“三皇五帝”的传说，并见载于先秦、秦汉文献。三皇、五帝的活动都在黄河流域，特别是黄河中下游地区。20世纪20年代初，以田野考古为标志的现代中国考古学首先用力于黄河中下游仰韶、龙山、大汶口等新石器文化遗址，以及安阳殷墟等故城的发掘。百年考古发掘成果多与《尚书》《左传》《史记》等传世史典对史前及夏、商、周三代文化在黄河流域繁衍的记述相合，进一步强化了国人对黄河流域是中华文化发祥地的认知。

黄河流域地理位置适中、气候适宜、物产丰饶，自夏朝至宋朝长期处于各中央王朝，乃至南下游牧政权的统治中心区和基本经济区，经济文化发展水平高于长江流域。汉民族的政治和文化活动以黄河及其最大支流渭河的河谷为轴线，呈东西向，中国的几个著名古都如长安、洛阳、开封等，皆分布在这一轴线上。

黄河流域有着百万年人类史、一万年文化史、五千多年文明史。下面我们就黄河流域在中国人类起源、农业起源、国家起源中的重要地位予以简要考述。

1.人类的起源与进化

远古人类创造了旧石器时代文化。黄河流域是我国早期人类活动的重要地区之一。

黄河流域最早的原始人类，首先出现在今山西、陕西和河南交界地区。在地质史上的早更新世，黄河中游地区已有原始人类活动。山西芮城西侯度旧石器文化点发现32件石制品、有切割痕迹的鹿角、烧骨和大量动物化石。据古地磁方法测定，约距今180万年，最新测定为距今243万年，是迄今我国发现的最早的旧石器时代遗存。在河北阳原泥河湾地区马圈沟等地发现了旧石器时代早期人类使用的石器。马圈沟遗址文化层可分为六期，其第3文化层年代不晚于166万年前，有可能达到200万年前。它是目前我国发现的一处延续时间最长、年代最可信的旧石器时代早期遗址。

在早更新世晚段，黄河流域出现晚期直立人。陕西蓝田玉山镇上陈遗址出土的石制品可追溯到约距今212万年到126万年前，最新测年为163万年前。蓝田人化石包括一个中年女性的头骨和一个老年女性的下颌骨，分别发现于蓝田县的公王岭与陈家窝。蓝田公王岭旧石器文化点距今115万年，在此发现了直立人头盖骨化石1具、牙齿3枚和上颌骨化石1块，伴出石器34件。“蓝田猿人”较“北京猿人”更为原始，是目前亚洲北部发现的最早的直立人化石。而在山西芮城西侯度西南的固河村黄河岸边，发现了与蓝田人大体同时的石制品138件，以及烧骨、哺乳动物化石。陕西洛南夜塬遗址的古人类遗存也不晚于距今110万年的早更新世晚期。

大约距今100万年，地质史进入中更新世。在北京西南周口店第一地点发现的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遗址，年代距今71万年至23万年。在其第3—11层，先后获得了6个比较完整的人头盖骨化石与大量的头骨碎片、肢骨、牙齿化石等，代表40多个不同年岁的个体。经多种方法测定，其绝对年代为46万年—23万年。河南栾川孙家洞洞穴遗址出土6件古人类化石，包括上颌、下颌残块各1件(均附带第一臼齿),还有4枚牙齿，一个成年人、两个未成年人个体，伴出石制品及动物化石等，被称作“直立人栾川种”,时间距今约七十万年。此外，伏牛山南麓的河南南召杏花山发现人类下前臼齿1枚，特征与北京人牙相似。在陕西蓝田泄湖镇陈家窝发现1块直立人下颌骨化石，距今约65万年。黄河下游的山东沂源骑子鞍山的一个石灰岩裂隙中发现古人类头骨1块，眉骨2块，肋骨、肱骨、股骨各1块，牙齿7枚，形态与北京人相近，距今四五十万年。

距今20万年，地质史进入晚更新世。在距今20万年—5万年的旧石器时代中期，黄河流域出现早期智人，人类进入智人阶段。山西阳高许家窑遗址发现人类顶骨11块，以及枕骨、颌骨、牙齿等，约属10多个不同年龄的个体，体质特征介于北京人与现代人之间，具有从猿人向早期智人过渡的特征，同出大量石器、骨角器和动物化石。许家窑文化继承旧石器时代早期的北京人文化发展而来。山西襄汾丁村附近的汾河东岸砂砾层中发现大量石器和哺乳动物化石，同时发现人类头顶骨1块和3枚牙齿。其石器是继承合河文化的石器发展而来，又较河石器有所进步。陕西大荔甜水沟发现基本完整的头骨化石1块，约为30岁以下的男性个体，大荔人化石属于早期智人化石，年代约距今18万年—14万年，是目前发现最完好的早期智人头骨化石之一，定名为大荔智人。在陕西洛南也发现了早期智人的牙齿化石。河南许昌灵井遗址已出土数以万计的石器和大量哺乳动物化石。在该遗址9号探方首先发现古人类头顶骨、枕骨、颞骨的断片16块，复原后成为一较完整的人类头盖骨化石，时代距今10万年—8万年，被命名为灵井“许昌人”。继而，发现一较完整的古人类头骨和其他个体的头骨碎片，又在12号探方发现古人类肢骨化石2块及头顶骨化石断块。许昌灵井遗址迄今已发现至少9个古人类个体。“许昌人”头盖骨化石是我国第四纪晚更新世早期地层中经过科学发掘出土的古人类头盖骨化石，是中国考古学和古人类学领域的一次重大发现，对于研究东亚古人类演化和现代人起源，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大约距今5万年前，地质年代进入晚更新世晚期，社会进入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体质发展到晚期智人阶段，也就是现代人的阶段。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乌审旗萨拉乌苏遗址发现1枚人类牙齿化石和很多动物化石，后又在附近的滴哨沟村发现人类顶骨和股骨化石，统称河套人，处在猿人与现代人之间。黄河流域的晚期智人都具有蒙古人种的特征。山顶洞人为原始蒙古人种的代表，应是现代中国人的直系祖先。宁夏灵武水洞沟遗址是黄河上游唯一经过正式发掘的旧石器时代遗址。大约距今4万年前，一群狩猎者从北方迁来，在此打石制陶，狩猎采集，生存繁衍。在山西朔州峙峪遗址发现人类枕骨1块和大批石器，时间距今约3万年。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以山西省最为密集。鄂尔多斯市乌审旗萨拉乌苏遗址、宁夏灵武水洞沟遗址、山西朔州峙峪遗址、沁水下川遗址、河南安阳小南海遗址、河北阳原虎头梁和北京周口店山顶洞遗址都是重要的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山东临淄赵家徐姚遗址实证了人与火长时段的互动关系，为研究农业起源阶段提供了新视角。

2.原始农业的起源与发展

黄河流域是世界上农业出现最早的地区之一。原始农业的出现，是人类改造自然取得的一个巨大成功。农业作为可靠的食物来源，使人口增加成为可能。而人口增加使社会关系变得复杂。有了农业提供的食物储备，一些社会成员才有可能脱离食物生产，转而从事其他行业乃至专门社会管理，经济、政治、文化才会不断发展。因此，农业的发明对于人类历史而言实为划时代的事件，以至于有人将它称作“农业革命”。

在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农业是神农氏发明的。“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传说神农氏制作耒耜等农具，教人种植庄稼，从而出现农业。实际上，农耕是人类在长期狩猎和采集等生产实践中，不断对野生动植物进行驯化，使野生植物成为栽培植物、野生动物成为家畜家禽而逐渐形成。

黄河流域地处中国北方，四季温差大，降水量少，且集中在夏季。黄河中游地处黄土高原的东端。这里的黄土土壤结构均匀、松散，具有良好的保水和供水性能，且土壤中蕴含较高的自然肥力，有利于农作物生长。“黄河中游的地理环境与世界上农业发生最早的西亚地区的扇形地带接近，具备产生早期农业文化的适宜条件。”当地居民经过长期选择，培育出耐干旱的粟和黍。“于是，在世界上出现了唯一种植这两种作物的旱地农业。”

在距今1万年前后的新石器时代早期，黄河中游地区开始孕育农耕文明，磨制石器、陶器、聚落与公共墓地出现。考古工作者在河南新密李家沟遗址发现了距今10500年—8600年的连续的史前文化堆积。堆积下部出土有细石核和细石页等典型的细石器遗存，上部则出土了含绳纹及刻划纹等装饰的粗夹砂陶及石磨盘等。其从地层堆积、工具组合、栖居形态到生计方式等多角度提供了中原地区旧、新石器时代过渡进程的重要信息，比较清楚地揭示了该地区史前居民从流动性较强、以狩猎大型食草类动物为主要对象的旧石器时代，逐渐过渡到具有相对稳定的栖居形态、以植物性食物与狩猎并重的新石器时代的演化历史。河北徐水南庄头遗址也是我国北方地区发现的距今1万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其文化内涵丰富，对研究这一时期人类的生存方式、陶器的起源、农业的起源、家畜饲养史及当时的生态环境，都具有重要意义。山东临淄后李遗址约距今9000年—7500年，其物质遗存包括石器、骨角器、蚌器等生产工具，以及大量陶器和房址，表明原始农业开始出现，家畜饲养业非常兴盛，长期的定居生活成为可能。在这些考古学文化遗存中，磨制石器逐步取代打制石器，农业刚刚出现，定居成为新的栖居形态，属于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

在距今8000年前后，黄河流域出现甘肃秦安大地湾、陕西华县老官台、河南新郑裴李岗、河北武安磁山、山东滕州北辛等考古学文化。这一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的石器加工由打制变为磨制，且更加精细化，已经进入耜耕农业阶段，以粟、黍作为主、稻作为辅的原始农耕文明形成，先民建设聚落，过上了定居生活。在河南中部的裴李岗文化遗址，出土石器有石铲、石斧、石镰等农具和粮食加工用具石磨盘、棒，还有少量骨器、蚌器。渭河流域的老官台文化遗址出土石器为打、磨兼制，有收割农具石刀和粮食加工用具石杵等。山东滕州北辛遗址出土有石斧、石铲、石镰、石刀、蚌镰、角锄等农具。河北武安磁山遗址发现大量储藏粮食的窖穴，近80座尚存粟的朽灰，折算成粮食多达10余万斤，这表明当时的农业生产已有一定规模。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发现了栽培稻，家养动物已有猪、狗等。贾湖遗址出土的猪骨经动物考古学家分析，认定来自被驯养的家猪，这是目前世界上最早的家猪。武安磁山遗址也发现有家鸡、犬、猪等动物骨骼。

距今1.1万年的河北保定南庄头遗址、距今1万年的山东沂源扁扁洞遗址，都出土有陶器残片。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发现7000年前的彩陶。可知，此地先民已掌握高温制陶技术。距今约6500年前，黄河流域出现了可以烧至800℃左右高温的陶窑，烧出的陶器质地坚硬。

河南舞阳贾湖遗址还出土了8000多年前的麻织物残片。河南荥阳青台和汪沟遗址都出土了距今约5300年的丝织品残片。同时期的河南巩义双槐树遗址出土了用兽牙制成的蚕形饰。山西南部运城地区发现了2件距今6000多年的蚕蛹形石雕制品。这些发现表明至迟在距今6000多年前，黄河中游地区的先民已经掌握了养蚕缫丝技术。

河南舞阳贾湖遗址还发现有8000多年前的村落和公共墓地。河北武安磁山遗址是先民聚居的一个村落，其中分布着房屋、窖穴及集体劳动场所，房屋面积小，多为圆形或椭圆形半地穴式，表明先民已过上了定居生活。

约距今7000年前，仰韶文化在黄河中游地区兴起。在仰韶文化早期，即半坡期，以原始农业为主体的经济得到进一步发展。约距今6000年前，仰韶文化发展到中期，即庙底沟期，农业工具特别是收割工具在生产工具中的比重明显增加，反映了农业生产规模的扩大、生产效率的提高和耕作方式的演进，“半坡类型时期基本上仍停滞在砍倒烧光农业阶段，而到庙底沟类型时期则已基本进入锄耕农业的耕种方式”。

3.国家起源与早期文明

恩格斯指出：“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它在一切典型的时期毫无例外地都是统治阶级的国家，并且在一切场合在本质上都是镇压被压迫被剥削阶级的机器。”国家的出现是社会发展到文明时代的突出标志。文明与国家的形成主要有两项要素：一是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公共权力的建立，二是按地域区分它的国民。

大约距今7000年—5000年，黄河流域处于新石器时代中期。黄河上游分布着马家窑文化，中游分布着仰韶文化，下游分布着大汶口文化。仰韶文化是以彩陶和磨光石器为标志的一种新石器时代文化，它经历了半坡(早)、庙底沟(中)、西王村(晚)三个时期，衍化出10多个文化类型，是黄河流域实力最强大的史前文化。其分布之广泛，延续之长久，内涵之丰富，影响之深远，使之成为中国史前文化中的一支主干。黄河下游的大汶口文化距今约6200—4600年，分为早、中、晚三期，其在发展过程中范围不断扩大，遗址数量及规模不断增大。大汶口文化在晚期进入全盛阶段，分布范围涵盖山东全省、苏北、皖北、豫东地区，且聚落分化，由环壕聚落发展为环壕城址，滕州岗上遗址的城址面积达40万平方米。

约从距今6000年开始，仰韶文化发展到中期，即庙底沟期，也是仰韶文化的繁荣期。在距今5800年前后，以河南三门峡北阳平遗址群、庙底沟遗址、渑池仰韶村遗址等为代表的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成为中原文明起源阶段的核心文化。北阳平遗址群是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典型代表，可能和黄帝族群的活动有密切关系。这一时期人口急遽增长，农业种植进一步发展，制陶手工业独具特色，聚落进一步扩大稠密，聚落之间分化严重，产生了区域核心聚落、聚落群中心聚落和一般聚落的差别，社会出现复杂化现象，开启了文明化进程。

在北阳平聚落群中，中心聚落北阳平遗址面积近100万平方米，次等聚落西坡遗址面积约40万平方米。保存完好的西坡遗址上发现大型半地穴式房屋基址10多座，其中特大型房址“F105大致坐西朝东，平面略呈弧角正方形，以半地穴式主室为中心，四周设置回廊，东侧有一条斜坡式门道……整体占地面积……达516平方米……半地穴室内的净面积约204平方米……是迄今发现的仰韶文化规模最大的房屋基址”,具有原始殿堂性质。另一座特大型房址F106大致呈五边形，居住面积约240平方米，没有回廊。两座房址都位于遗址中心部位。西坡墓地为庙底沟类型最晚阶段的典型墓地，发现墓葬22座，出现二层台、墓室填泥、风格独特的陶器、随葬玉器，墓葬规模及随葬品出现明显差异。墓葬已能显示贫富和地位的分化，可以分为四个层级，墓葬的随葬品也有差别，表明中原地区的史前社会结构很可能从仰韶文化中期开始出现意义深远的复杂化倾向。西坡墓地丧葬仪式颇具特色：整体上随葬品数量少而简朴，高等级墓葬虽然有标志社会身份的大口缸等特殊物品，但这些物品数量少，也并不特别精致。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墓葬规模是社会身份的重要标志，它表现出的等级化趋势更加明确。西坡墓地代表的庙底沟类型社会选择了明显更简朴的“物化”社会等级的方式，既无奢华的随葬品，也无浓厚的宗教气氛。这一在社会复杂化初期形成的传统，对中原地区后来的文明化进程产生了深刻影响。

庙底沟类型文化覆盖范围最广，人口规模最大，为中华文明的形成和发展积蓄了最深厚的人力和物力基础。庙底沟类型文化的传播扩张，东到大海，南抵长江，北达河套和辽河流域，西到甘肃，促进了各地区一体化，形成了“中国相互作用圈”。张光直指出，可以将这一作用圈视为“最初的中国”。

在距今5300年的仰韶文化中晚期，河南中部涌现出多个面积在50万～100多万平方米的大型聚落，其中巩义双槐树遗址现存面积达117万平方米，发现三重环壕和有围墙环绕的高等级建筑集群、经过严格规划的大型公共墓地、夯土祭祀台遗址，以及制陶作坊区、储水区、道路系统等，出土大批文化遗物，具有都邑性质，与周围的聚落一起展现了原初中国的文明图景。双槐树遗址作为黄河流域仰韶文化中晚期高规格都邑性质中心聚落，被著名考古学家李伯谦、王巍等命名为“河洛古国”,推测可能是黄帝族群在中原地区活动晚期的中心聚落。“以双槐树遗址为代表的‘中原文明发展模式’,崇尚中心和文化包容，重视民生、农桑，不过分地把创造的社会财富贡献给神灵，而是更多地投入社会再生产。这一模式的主体在后代为主流社会所继承和发扬，成为中华文明历史进程中最具代表性和引领性的主流发展模式和思想。”

黄河上游的秦安大地湾遗址也发现了100多万平方米的大型聚落，遗址中部有一座面积为420多平方米的高等级建筑，开中国古代宫殿布局的先河。距今5100年左右的甘肃东部庆阳南佐遗址面积在600万平方米以上，规模巨大，宫殿、夯土台、壕沟等工程量大，是黄土高原上具有都邑性质的大型中心聚落。距今4900年—4600年，黄河下游的大汶口文化进入鼎盛期，几乎覆盖了整个黄河下游以北流域及山东半岛地区，“聚落群的分化继续扩大，金字塔状结构的三级聚落形态已成为常见模式。目前，山东境内的大汶口文化城址至少发现了4座……说明早期的国家结构已开始出现”。

距今5000年前后，河洛地区的仰韶文化最早发生变化，过渡到庙底沟二期文化，并在不太长的时间内迅速扩展开来。

距今4800年前后，黄河流域进入新石器时代晚期即龙山文化时期，全国各地的先进文化因素向黄河中游的中原地区汇聚。距今4600年—4300年，黄河下游的龙山文化异军突起，成为山东史前文明的高峰，出现磨光黑陶。山东境内发现以城子崖、丁公为代表的不下20座早期城址。黄河中游地区也是城邦林立，仅河南省境内就发现10多座城址。河南龙山文化中期形成王湾三期文化、三里桥文化、后岗二期文化等几种文化类型。这一时期社会经济发展，生产工具出现飞跃式进步，陶器普遍采用轮制，以灰陶为主，出现少量蛋壳黑陶和白陶。聚落面积扩大，盛行零星、小型、简单的墓葬。

在距今4300年前后，海平面上升导致地下水位上升，使由沼泽的湿地开垦来的大量稻田再次沦为沼泽，长江下游地区的良渚文明农业遭受毁灭性打击。长江中游地区的石家河文化也逐渐衰落。黄河中游的文明化进程却在此时进一步发展。晋南地区出现了面积达280万平方米的陶寺遗址。城址内兴建了早期宫城，大墓随葬發鼓、特磬、龙盘等礼乐重器，表明礼乐制度已经出现。陕西榆林神木的石峁遗址是黄河中游龙山晚期至夏代早期的超大型中心聚落，包括皇城台、内城、外城，城内面积逾400万平方米，皇城台顶为大型宫殿及高等级建筑分布区，具备早期宫城性质，形成了以石峁为都邑的区域性政权。与石峁隔黄河相望，山西兴县碧村遗址是晋陕大峡谷东岸最大的史前石城，有规划严密的城防系统。这一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出现了早期国家，已进入方国文明社会。

4.广域王权国家的形成与辉煌的青铜文明

约公元前2200年，地处晋南的陶寺邦国衰落，海岱地区的龙山文化西进推动了豫东造律台文化西进，南方石家河文化袭扰中原，三里桥文化东下剑指嵩洛地区，王湾三期文化与造律台文化融合为一。王湾三期文化与造律台文化的整合产生了新砦二期遗存。后来新砦二期文化取代王湾三期文化，其发展又催生了二里头文化。

距今约4000年，夏王朝在河洛地区建立。夏代经历了一个由龙山时代方国林立、万邦自治到二里头王国统一中原、引领九州的历史过程。夏代，河洛地区人口普遍增长，聚落规模扩大，发展出若干新的区域中心。在嵩山周围，从登封王城岗遗址、禹州瓦店遗址到新密新砦遗址，形成了分布最集中的城址群。登封王城岗遗址被一些学者推断为“禹都阳城”。禹州瓦店遗址作为一处以河南龙山文化晚期为主的大型都邑遗址，可能与文献记载的“夏居”“阳翟”“钧台之享”有关。夏代，东夷与华夏关系极为密切。新密新砦遗址是一处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和二里头文化早期遗址，出土遗物包含较多的海岱文化因素，可能与夏代早期的“后羿代夏”相关。

距今3800年前后，河洛地区出现了以二里头城址为都邑的广域王权国家，形成了以二里头文化为代表的比龙山文化更为成熟的文明形态。地处中原腹地的二里头文化，融合各方文化因素，其都邑规格和宫室建筑继承了中原传统，信仰和仪式有关物品吸收了东方和江汉地区因素，从而在黄河中游的伊洛河流域建立了中国最初的广域性“王国”,中华文明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偃师二里头遗址被学界认定为夏王朝中晚期的都城遗址，可能是文献记载的夏都“斟彝”。“这里发现了最早的城市干道网；最早的宫城(后世宫城直至明清‘紫禁城’的源头);最早的中轴线布局的宫室建筑群(建筑上的王权表征);最早的大型多进院落和‘四合院’宫室建筑；最早的青铜礼器群(含容器与兵器，华夏青铜文明之肇始);最早的大型围垣官营作坊区；最早的青铜礼器铸造作坊；最早的绿松石器作坊。这里是——公元前二千纪前半叶最大的中心性城市(现存面积约300万平方米),最早的具有明确城市规划的大型都邑。”“二里头遗址是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的都城；而在当时文化发展程度最高的二里头文化，则成为东亚地区各族团在走向社会复杂化进程中第一支遥遥领先的核心文化。”

二里头早期国家的形成表明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发展趋势正式确立。二里头文化在河洛地区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代表了早期国家的形成与扩张的全过程。二里头文化在中原各地的统一性大大加强，其崛起后成为东亚地区最早的“核心文化”,在兼收并蓄四方文化因素的同时，向四方辐射，成为中华文明总进程的核心与引领者。中原夏商文化对长江中游文化起到了催生作用。

大约距今5000年前，冶金术从西亚经中亚传入我国西北地区，距今4500年左右传入黄河中游地区后，技术取得了显著进步。山西陶寺遗址出土了距今4000多年、迄今我国境内发现最早的铜铃和铜容器残片，这说明当时人们已经掌握了用内范和外范来铸造铜铃和铜容器的技术，为夏商周时期的青铜容器铸造和青铜礼乐文明奠定了基础。

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青铜器是中国进入青铜时代的标志。此地的青铜礼器表明青铜器制造已将冶炼和熔铸工艺分开，并已掌握范铸技术，从而开启了中国乃至东亚文明的“青铜时代”。商代前期的郑州商城商代前期遗址发现2处铸铜作坊、3处铜器窖藏坑，埋藏铜器28件，其中的8件大方鼎为王室重器，这些二里岗期青铜器反映了中原地区青铜文明的发展水平。至商代后期，以安阳殷墟为代表的青铜文明达到高峰，殷墟遗址发现5处铸铜作坊，出土青铜器四五千件，后母戊大方鼎是世界上最重的青铜器，仅妇好墓即出土铜器468件。夏商时代，中原青铜文明的影响及于全国各地。

总之，从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中期到夏、商、周三代，黄河中下游地区是中华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阶段的核心地区。从秦汉至唐宋，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都城多在黄河中游地区，史称“中原王朝”。黄河流域尤其是黄河中游地区因其国都的地位而成为凝聚中华民族向心力的所在地。从这个意义上讲，黄河文明不仅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民族的根基。

三、黄河流域精神文明的起源与文化精神

文化是人类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所创造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和，它包括社会生产力水平和一定的社会规范、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精神面貌和价值取向等。著名文化史学者冯天瑜从文化形态学角度，将文化视为一个包括内核与若干外缘的不定型整体，从外到内依次是物态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心态文化。物态文化又称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即社会规范，行为文化即风俗礼仪，心态文化即精神文化或社会意识。心态文化是文化的核心，亦即文化的灵魂。

在中华文明形成与早期发展阶段，黄河流域不但出现了物质文明、制度文明，也出现了精神文明。在黄河流域诞生的黄河文化精神，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源头与核心。

1.精神文明的起源

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时期黄河流域的精神文明，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刻画符号与文字的形成。中国历来有仓颉造字的传说。许慎说：“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远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河南南乐县梁村乡吴村北有仓颉陵，相传仓颉生于此，死葬于此。但是数以千计的古汉字形体，绝非一人一时所能创造，而是广大人民群众集体智慧的结晶。文字的出现是文明起源的重要标志之一。恩格斯说：“由于文字的发明及其应用于文献记录而过渡到文明时代。”

文字源起于刻画符号。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出土的8000年前的龟甲、陶、骨、石器上就契刻多个几何符号和象形符号。仰韶文化早期陶器符号出现于陕西西安半坡和临潼姜寨遗址，仰韶文化中后期的河南汝州洪山庙、郑州大河村等遗址出土的陶器上多发现绘写和刻画符号。黄河上游青海乐都柳湾，甘肃半山、马厂等马家窑文化遗址也发现有陶器符号。黄河下游山东陵阳河、大朱家村等大汶口晚期遗址出土的陶器上发现了20多个刻画符号。山东章丘城子崖、邹平丁公遗址发现龙山文化陶器符号。河南汝州煤山、登封王城岗、陕西绥德小官道和山西襄汾陶寺等遗址中出土的龙山文化陶器上都有许多刻画符号。河南偃师二里头、郑州二里岗与南关外出土器物上发现符号100多例。河北藁城台西遗址也发现一些陶符。其中，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出土器物上的符号形似殷墟甲骨文的“目”“户”字，山东莒县陵阳河、大朱家村大汶口文化中所见陶符类似灵、斤、戊、享、凡等字。山西襄汾陶寺朱书有陶文类似“文”字，登封王城岗有陶文类似“共”字。这些，为探讨殷墟出土的、已经十分成熟的商代甲骨文起源提供了重要线索。

近年来河南郑州商城、小双桥遗址和安阳洹北商城不断发现骨刻文字、金文、朱书文和陶文。河北藁城台西陶文多为族氏和人名，揭示出商代前期中国较为成熟的文字系统开始形成。商后期的殷墟甲骨文已有4000多字，已识读1500多字，标志着中国成熟文字系统完全形成。

(2)音乐、舞蹈、绘画、雕塑艺术的起源。中国古代文献记载，伏羲、神农“作琴瑟”“女娲作笙簧”,黄帝时“伶伦造律吕”,少昊“调律吕”“作九泉之乐”,尧时“巫咸作鼓”“无句作磬”,舜时“夔作乐”。众多的出土文物更是乐器制作与音乐起源之实证。河南各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发现史前乐器有20余处、100余件。乐器的产生，蕴含着人们音乐审美意识中对音色表现力的选择与创造。这反映了黄河流域乐器制作与音乐起源之久远。

河南舞阳贾湖裴李岗文化墓葬已出土20多支8000多年前的骨笛，其中的七孔骨笛已具备七声音阶，至今仍能演奏乐曲，是我国目前出土年代最早的乐器实物。河南仰韶文化遗址出土有陶埙、陶铃、陶鼓、陶钟等乐器。河南各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均有陶鼓出土。在南召老坟坡、开封尉氏桐刘、郑州大河村等遗址发现的陶埙以形制各异的原始雏形，标示出史前陶埙发展的轨迹。龙山时代后期的襄汾陶寺遗址出土鼍鼓、石磬和铜铃等乐器，夏代后期都邑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有陶埙、陶铃、带翼铜铃和石磬。其中的铜铃是中国青铜钟类的滥觞。殷墟出土编铙40多件。商代编铙后来逐渐演变成了周代编钟。河南安阳武官村大墓的商代晚期虎纹特磬，表明商代晚期编磬开始登上历史舞台。青铜乐钟的产生、勃兴和编磬的出现，为两周时期的主流音乐文化“金石之乐”奠定了坚实基础。丰厚的音乐遗存几千年连续无间断，构成了完整的中国音乐史链条。

《吕氏春秋》载：“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这反映了先民载歌载舞的场面。青海大通县出土的舞蹈彩盆描绘了一排五人牵手跳舞的场景，可为黄河流域舞蹈的证明。

距今7000多年前的裴李岗文化遗址已发现简单的陶画。距今6000年前的仰韶文化陶器上已有较生动的人和动物图像及几何图案。陕西西安半坡遗址出土陶盆上的人面鱼纹、河南汝州阎村遗址出土的仰韶文化彩陶缸上的鹳鱼石斧图，都是中国早期绘画作品。汝州洪山庙遗址的瓮棺上绘有人物狩猎图和双鸟戏龟图。宁夏贺兰山岩画、河南具茨山岩画、山西吉县柿子滩岩画都是先民的绘画作品。这些，标志着黄河流域绘画艺术的起源。

许昌灵井遗址出土了距今约13000年的用鹿角雕刻的小鸟，新郑裴李岗文化遗址出土有陶猪头和羊头，陕西宝鸡仰韶文化半坡类型文化遗址出土了雕塑人面像，河南濮阳西水坡仰韶文化早期遗址出土了蚌壳堆塑龙虎，这标志着黄河流域雕塑艺术的起源。

(3)科学技术的萌芽。至迟在仰韶文化时期，黄河流域的先民已开始观测天象，认识自然。在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发现的距今6000多年的仰韶文化墓葬中，墓主人的身体东西两侧用贝壳堆塑出龙和虎的形象，与战国秦汉时期流行的东青龙、西白虎的方位完全吻合，有学者认为它与北斗星有关。在距今约5300年的河南巩义双槐树和荥阳青台遗址发现了将多件陶罐按照北斗九星的形状埋在地面的现象，暗示当时中原地区的人们已经对日月星辰的运行及所表示的农事季节有所了解。在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发现的观象台证明，早在距今4200年前，黄河中游地区的人们就已经掌握了农事季节，印证了《尚书》记载的尧“观象授时”。

生产技术方面，至迟在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时期，先民的制石、制玉、制陶、建筑、纺织技术都已达到较高的水平。龙山文化时期陶坯广泛采用轮制，烧窑结构改进，采用碳素还原技术烧制黑陶，也能制造小件铜器。夏代后期偃师二里头遗址的青铜器铸造工匠已经掌握了主要合金类型配制技术、复合陶范技术和镶嵌工艺，“所有青铜器都由铸造成形，容器都采用复合陶范铸造，所用合金类型有青铜和含铅较低的铅锡青铜，已明确地给出了商周金属工艺传统的发展方向”。二里头文化晚期的青铜铸造，在器类、器形或成型工艺方面，已构成中国青铜文明及冶铸技术的基本格局。

(4)原始宗教信仰与礼制的形成与发展。舞阳贾湖遗址出土了许多加工过的龟甲，其内装有石子，用来占卜，表明先民已有原始崇拜意识。《国语》载，少昊之衰，“民神杂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为巫史”。颛顼实行宗教改革，“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称“绝地天通”。郑州西山仰韶文化城址发现大量奠基遗存和祭祀遗迹。龙山时代原始宗教更为兴盛，襄汾陶寺遗址有专门的祭祀区。在海岱龙山文化、中原龙山文化和齐家文化中常常可以发现卜骨，在二里头文化及大体同时的岳石文化遗址也有发现，而且数量有所增加，反映了黄河流域先民的占卜习俗。商代对自然神、祖先神崇拜兴盛，迷信鬼神，祭祀礼仪十分繁缛，并已形成制度。夏商时期，随着地上王权的出现，产生了天上的至上神——“帝”或“上帝”。他以自己的好恶发号施令，就是“天命”。商代统治者笃信天命，并用占卜决定吉凶。

2.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精神的形成

西周初，周公姬旦对天命论进行新的阐释和补充，倡导“敬德保民”。他在成周洛邑制礼作乐，西周的礼制奠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

春秋末，孔子在周礼的基础上创建儒学，老子创建道学，中国学术进入子学时代。战国时期，以儒、墨、道、法为代表的“百家争鸣”都发生在黄河中下游地区。

西汉武帝“罢黜百家，尊崇儒术”,中国学术进入经学时代。西汉时期，齐鲁地区儒学兴盛。东汉时期，都城洛阳成为儒学研究与教育的中心。外儒内法、儒道互补成为中国思想文化的主流。

东汉时期，佛教传入洛阳，道教形成。魏晋时期，人们翻译佛经、建寺造像，儒、释、道三教不断斗争、融合，佛教、道教学说与传统儒学相互激荡、影响，玄学在洛阳兴起。隋唐时期，长安、洛阳成为全国的佛教中心，佛教逐渐中国化，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

北宋时期，程颢、程颐兄弟在洛阳奠基理学，经南宋朱熹的弘扬，理学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占主导地位的思想。

数千年来，黄河流域逐渐形成了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理念。这些理念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同社会主义科学价值观具有高度契合性。这些理念是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可视为中华民族的灵魂。

结语

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的摇篮。史前至先秦时期，华夏、东夷、西戎部族在黄河中下游地区生存、繁衍，逐渐融合为一体，华夏族形成。秦汉魏晋时期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建立，中国的主体民族汉族，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形成，这里成为汉民族的中心区。此后入主中原的北方诸民族多与汉族融合，黄河流域成为民族融合的大熔炉。至近现代，中国境内的56个民族构成了中华民族大家庭。

黄河流域有着百万年人类史、一万年文化史和五千多年文明史。早在距今一二百万年前，就有原始人类在这里生存繁衍。距今一万年前后的新石器时代早期，中国最早的旱作农业起源于黄河中游地区，开创了农耕文明。仰韶文化中后期，黄河流域出现早期国家，龙山文化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方国林立，步入文明社会的门槛。公元前4000年，夏朝建立，广域王权国家形成。夏、商、周三代，历史进入王国阶段，黄河流域出现了辉煌的青铜文明和礼乐文明。秦汉至唐宋，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都城多在黄河中游地区，中原地区因处于都畿地位而成为凝聚中华民族向心力的所在地。从这个意义上讲，黄河文明不仅是中华文明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民族的根基。

黄河流域还是中华民族精神文明的发源地。中国成熟的文字(汉字)系统，音乐、舞蹈、绘画、雕塑艺术，天文历法，制陶、铸铜为代表的科学技术，原始宗教信仰与礼仪制度等，都出现于黄河流域。黄河中下游地区是儒、墨、道、法等诸子学的发源地，汉代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兴盛于此，宋明理学奠基于此。数千年来形成的天人合一、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自强不息等理念，成为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和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重要体现，也可以说是中华民族的灵魂。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黄河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的根基和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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