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城三带”是北京文脉，如果把西山永定河视为北京的“户口本”，那么长城文化带和大运河文化带则是北京“身份证”的两面。长城文化带为北京的“身份证”赋予了“均衡牧耕”的身份信息，它集中体现为“三线三城”。

长城文化带是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交接的地理标志，长城文化带以北，属于我国地势的第二阶梯，降水量少于400毫米，主要是游牧民族的生产生活区；而长城文化带以南，属于我国地势的第三阶梯，降水量大于400毫米，主要是农耕民族的生产生活区。之前公号推送的文章，一再强调游牧与农耕民族冲撞与融合是华夏文明演进的历史主线，尤其是进入南北之争以来，北京成为游牧和农耕交接的前沿城市，且作为王朝首都，在均衡牧耕过程中承载着功能主体的作用。

牧耕是否能均衡，决定着王朝国祚长久和国运兴衰。在这个过程中，北京以其先天的历史和地理条件，能够很好地均衡牧耕之间的政治关系。而如果要给北京均衡牧耕的功能赋予一个标志性符号，那么，长城文化带无疑是最佳代表。

400毫米等降水量线，是我国一条重要的地理分界线。这条界限大致是：大兴安岭—张家口—兰州—拉萨—喜马拉雅山脉。这条线与长城基本重合，长城东起辽东，西至临洮。因此，长城是游牧与农耕气候地理的分界线，也是是西北干旱、半干旱区和东部季风区的分界线。

长城文化带是重要的地理分界线，其东段是华北平原与东北的分界线, 中段是黄土高原与内蒙古高原分开（在陕、晋的北部边缘较为明显）, 西段是沙漠与河西走廊的分界线。长城作为黄土高原和内蒙古高原的分界线，把古代农业文明和古代牧业文明划分开来。黄土高原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在距今7000—5000年的仰韶文化时期，粟黍已成为黄土高原广泛种植的农作物。从仰韶文化时期一直到周秦汉唐，长安、西安所在的黄土高原一直是农耕和游牧交融的区域和中华民族繁衍的核心区域。

基于特定的地理和气候，长城文化带成为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的地理交汇线。长城以北为草原，以放牧为主要经济，靠放牧打猎为生，过着“逐水草而居”的迁徙生活，主要民族有戎、羌、狄、匈奴等；长城以南为平原，“辟土殖谷为农”，以农业发展为主要经济，靠耕作为生，生活稳定，以汉民族为主。

历史从东西之争进入南北之争以来，游牧与农耕两种文化形态的冲撞与融合，与国家大一统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这个过程中，北京被置于两种文化冲撞与融合的前沿城市，开始承载均衡牧耕的政治功能。

北京自从蓟城时代以来，就是由华北进入东北地区的要塞城市，又成为胡、汉两族人民交往通道和贸易集市。唐设幽州，当时幽州北部活跃着突厥、回纥（鹘）、奚、契丹、靺鞨、室韦等民族，很多少数民族在与唐的战争之后，被安置在幽州地区，如粟末靺鞨迁入燕州(今北京怀柔、顺义)；新罗人迁入良乡广阳城。

辽宋1004年，辽宋檀渊之盟之后，两国息刀兵，开展贸易，在长城边境开通榷场，结成兄弟关系。雄州(今河北雄安)、霸州(今河北霸州)、安肃军(今河北徐水)、广信军(今河北保定)等地开设榷场。1571年，明朝和蒙古达成以通贡、互市为基本内容的“隆庆和议”，开始在大同、宣府、延绥、宁夏、甘肃等近边地区开设马市11处，进行边境贸易。边境贸易是均衡牧耕的集中体现，由此也形成了以“榷场”和“互市”为特色的商业文化和民族融合文化。黄仁宇认为：“澶渊之盟是一种地缘政治的产物，表示着两种带竞争性的体制在地域上一度保持到力量的平衡。”

牧耕之间直接的拉锯，体现为游牧王朝与中原王朝的对峙。匈奴、鲜卑、羯、羌、氐五个胡族突破长城防线进入中原，即“五胡乱华”。进入南北之争以来，牧耕之间的拉锯在各个王朝之间均有体现。辽与北宋的拉锯对峙围绕燕云十六州的争夺展开。辽突破北部长城防线，将辽疆域拓展至河北白沟。辽宋之战曾一度在北京高粱河（今北京西直门外）展开决战。明灭元之后，定都北京，开启“天子戍边”。而后的1550年，蒙古突破古北口的长城防线，兵临北京城下，纵兵在北京城外大肆劫掠，史称“庚戌之变”。

北京不仅是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的交接之地，也成为唐朝灭亡后重新建构统一王朝国家的“起点”。北京作为北方地区的重要门户，它能在中原王朝强盛之时，成为经略控驭北方游牧民族的据点和桥头堡；而在中原王朝颓势之时，成为抵御北方游牧民族入侵的天然屏障，一旦丢失，中原之地门户大开，无险可守。

可以说，进入南北之争以来，王朝更迭始终围绕如何构建起游牧和农耕均衡的二元合一的帝国而努力。历史上均衡牧耕较为成功的王朝，是元朝和清朝。但元的四等人制度受人诟病，而清的开明民族政策，化解新疆和西藏问题，且1771年，渥巴锡所率领的原属漠西蒙古的土尔扈特部，从俄罗斯伏尔加河左岸出发，回归中国，展示出清的强大影响力。

在大一统王朝的格局中，定都北京能够均衡游牧，而长城也不是游牧民族进入中原地区的障碍。元朝诗人萨都剌《过居庸关》，已能从天下的角度审视长城。

由此观之，东西之争时北京作为古蓟城和幽州，远离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还是一个偏远之城，在均衡牧耕的关系中，只是作为农耕与游牧地区交通和贸易，乃至安置少数民族的地区，其功能仅限于一隅，或者说，仅是全国一盘棋中的一枚机动棋子。但是，当进入南北之争，边防重心也渐次由西北转移至东北，使处于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过渡区域的北京地区，承载着统摄全国的作用。